专家称去年各级政府乱收费高达16000亿元

　　杨磊

　　转瞬之间，中国改革已然进行30年，但相比于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而言，政治体制的改革却相对平静。然而，这却是这个大国在现代化之路上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尽管这个基本命题尚无明确的蓝图存在。

　　此时此刻，大部制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正如火如荼，而中国共产党早在十六大时便十分确切的表示，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央党校编著的《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突然面市，由于编著机构的特殊身份与背景，不得不引人侧目。2月22日，该书作者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详细解读他心目中的政改蓝图。

　　政改前提：稳定统一

　　记者：人们印象中的周天勇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牵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的呢？

　　周天勇：第一，直接原因是因为现在很多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解决不了。例如由于政府行政管制、收费罚款体制的存在，创业受到了很大压制。创业不积极就业就会受影响，就业状况不理想又会影响消费，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一旦失衡会进一步影响整体经济。因此，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受到政治体制约束，这既是一个客观规律，也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第二，政治体制涉及经济问题。例如，行政管理体制有一个成本，也有一个效率问题。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里面的财政预算、税收都涉及经济。经济改革30年后，中国的很多问题既是经济体制问题，也是政治体制问题。

　　第三，我们需要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来解决政治体制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也有成本问题，这项工作千头万绪，非常需要做类似经济学上的可行性研究。所以我主张，要用经济学的思维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这样才能可操作，比较务实。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是个体系，需要配套措施。就像我们当初制定经济发展规划，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制定类似发展规划，研究各个部分之间如何配套等。

　　记者：你在书中提出，“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从低水平民主法制化转向较高水平的政治民主，至少需要六十年左右的时间。从1979年算起，尚需三十余年。”有些人指出，这个方案是否太保守了些？还有人问，中国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多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这样是否阻力更大？

　　周天勇：是的，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无论何时一定都会遇到很大阻力，但这并不构成必须进行疾风骤雨般改革的必然理由。

　　中国与俄罗斯比较相似，两者都是多民族多种文化地域辽阔的国家。俄罗斯的经验证明，这样的国家改革不能一步到位。 “休克疗法”是以国家解体为代价，中国不能接受这种代价。

　　而中国与俄罗斯的区别也必须正视。中国处于二元结构急剧转型期，而俄罗斯当时城市人口比例比重、收入水平都高于中国。这些国情决定了中国正处于社会问题高发期，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果在这个时期实行一揽子改革，风险很大。

　　因此，在中国，任何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都不能以国家解体为改革的代价，而必须以统一安全为前提。当然，渐进式改革会把一些矛盾推迟、堆积。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财力也在增长，这有助于解决问题。此外，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事实上已经潜移默化中发生。例如媒体的开放度、人的权利得到更多保障。这些都是渐进式改革的优势。

　　行政体制改革核心

　　记者：你在书中提出，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那么，您认为当前最迫切需要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是什么？

　　周天勇：我个人认为最关键的是财政预算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收费罚款体制的改革。这不符合现代政府的要求。例如，2007年一年各级政府的乱收费就达16000亿元。这种“发个文件就收费”的行政体制如果管不住，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认为应该对“吃饭财政”有一个总体改革方案。例如，能不能先把工商系统管住，国家用财政拨款把工商系统养起来，严禁它再乱收费。接下来，再推广到质监、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等部门。国家总体上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究竟几年内解决这个问题要让老百姓心中有数。

　　记者：“大部制、宽职能、轻层级”也是你改革行政体制的建议，目前讨论的也比较多， 你有需要着重说明的吗？

　　周天勇：在大部制改革中，我觉得需要提醒的就是不能误解“三权分立”。中国所说的三权分立，是指决策、行政、监督权在人大、政府、司法这三个层面分开，不是在每一个行业都复制这一套模式。

　　现在有一个危险的趋势，就是不少行业把人大的决策和监督权力拿到政府来，这样政府机构就像变形金刚，一变为三，人员迅速膨胀。除了个别特殊行业，不是每个行业都需要监督、行政、决策这三套机构的。

　　其次，再设立政府机构仍要提防乱收费，经费应靠拨款解决。否则仍会引发新的机构膨胀。过去那种财政不足额拨款，但允许先设机构自筹经费的做法，既导致人员飞速膨胀，又把企业管死了。

　　最后，人大一定要把预算和编制看住，简单地说，只要人大没有预算，就不允许采取任何变通措施设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