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出口与强国标志

　　姚博海

　　当世界已经习惯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时，中国人却在为自己连年的一大赤字苦恼不已：文化。

　　如果不是韩国人对于中华文化的步步入侵，相信很多中国人还不能意识到文化出口的重要性。尽管已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无论从全球贸易秩序还是货币汇率，中国在每一个领域对于世界的影响都在与日俱增。但是，中国仍然缺乏自己的《哈利·波特》和《达·芬奇密码》。这也就不难理解孔子学院的兴起，以及“国学”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现在人们愈来愈喜欢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去形容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实力。“前者”是指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后者”是通过“吸引”、“说服”，让外界对自己采取某种选择。

　　事实上，在当前要发挥一国的影响力，单靠军事实力已不再足够。尤其是现在，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加深入时，软实力就显示其独特的优势。

　　这一观点其实很适用于中国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王朝，大唐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首位。而唐朝的疆域却远远比不上日后蒙古帝国以及大清帝国。然而，与这两个帝国相比，唐帝国的扩张并不仅仅依靠于单纯的武力胁迫，更多地则是依靠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影响力的扩张。

　　如同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成为世界主流体系一样，唐帝国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文化中心。日本、新罗等国的学子一批又一批到唐朝留学，学成回国后，把唐朝的先进制度，如田制、法律、科举制等在本国推广，成功地实施社会变革；或借助汉字拼读本国语，创制为新文字；或学习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在本国加以传播。

　　而一些留学生则长年居住中国，读书做官，著书立说。如新罗国崔致远18岁考中进士，任过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官，写下了至今尚存的《桂苑笔耕录》。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善著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等交情至深，常常一起诗酒唱和，在唐朝做过御史中丞、秘书监等官，至73岁客死中国。远在雪域高原的吐蕃贵族子弟通过在唐朝读书，学习中央王朝的典制礼俗，儒家及佛教经籍，大大加强了与汉地的联系。

　　历史的际会总是惊人地相似，当新的世界体系再次形成之时，中华民族再次迎来了一次新的机遇。世界的一体化开始更加凸现为国家经济力量之间的博弈。

　　但当人们总在年尾年初盘点贸易成就的同时，文化的进出口却往往被人忽视。

　　一位去过巴西的朋友告诉我，在巴西最为著名的中文书店里，看到的往往更多是来自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现代小说。而几本泛黄的教人打毛衣、栽花、炒回锅肉的大陆出版物则倚靠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尽管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可同时它也是使用国家最少的语言之一；尽管有多部中国影片走向世界，有中国文艺工作者在一些顶级艺术殿堂举办过一些演出，但是，这些仍然不能改变总体上我们的文化输出严重不足的现实。据国家文化部的统计，中国文化贸易存在着10∶1的严重逆差，面对欧美国家甚至达100∶1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足不仅体现在输出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

　　比起美国，我们有5000年文化史的优势，却在文化输出上输给了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这是值得深思的。

　　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当《三国志》、《西游记》被日本人利用到了极致，由此所产生的文化产业、文化价值却丝毫与中国沾不上边，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悲哀。相比较，韩国对于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值得我们惊叹和研摩。在“泡菜网游”、“大长今”们创造出 5.9亿美元的出口奇迹后，我们只有汗颜。

　　英国首相布朗在2003年任财政大臣访问中国时曾这样说，英国在继续进口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他东西时可以用出口一样东西来平衡，这就是英语。英语教学作为一项出口，它的价值在5年里已经从65亿英镑增加到了103亿英镑，大约占GDP的1%。而由英语附带出的图书出版、音像制品的出口更是价值巨大。

　　撒切尔夫人曾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电视节目和思想观念。”言下之意，后者所占领市场和创造的利润将更为惊人，“侵略性”更大。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大国，对世界贡献的GDP不仅包括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它还必须在文化、在人类的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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