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全面通胀

　　在CPI居于高位的同时，中国的其他经济数据，包括GDP、投资、出口顺差、外汇储备、银行贷款以及房价、股价等等，也都在“房顶上跳舞”。

　　对于通货膨胀问题，当前学界的普遍观点是CPI指数居高不下只是食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暂时性及结构性问题。但也有学者认为，当前的通胀不是暂时的，而是趋势性的，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蔓延至非食品价格，导致通胀风险进一步上升。从通胀背后的经济因素分析，我们认为后者的观点是有充分依据的。

　　“房顶上跳舞”

　　自2007年以来，中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从现阶段的特征看，价格上涨确实不是普遍性的上涨，而是具备强烈的结构性特征。从CPI 的分类指数看，无论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食品类价格和居住类价格的上涨都是导致CPI加速上升的主要原因；他们分别占CPI涨幅的80％和15％，而其他指数则呈现小幅有涨有落的局面。除了结构性外，这新一轮通胀还呈现出以成本推动型为主（以需求拉动型为辅）、农村涨幅高于城市以及上游价格指数远高于下游价格指数等其他特点。尽管食品类价格上涨主要是饲料、化肥、油电等价格的提高所致。但这不等于说目前的通胀只是暂时、单一的现象，一俟粮食产量增加，结构性通胀就会自动消退。

　　从已经公布的价格及经济数据看，我们认为当前的通胀有可能会逐渐蔓延开来。首先，CPI在2007年一直处于逐渐加速的状态，从1月份的2.2％上升至11月份的6.9％（创1996年来新高），全年预计升幅将达到4.7％。零售价格指数（RPI）从1月的1.8％增长到10月的5.1％。其次，原材料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均出现回升的趋势。其中，PPI涨幅虽然在2007年中曾短暂回落，但11月份又跳升至4.6％，增幅创下了近两年来的新高。最后，在CPI居于高位的同时，中国的其他经济数据，包括GDP、投资、出口顺差、外汇储备、银行贷款以及房价、股价等等，也都在“房顶上跳舞”。

　　这就说明，中国出现通胀不是暂时的、偶然的，而是一种与经济发展偏快、流动性过剩及资产价格上涨等都有一定联系的经济现象。

　　如前所述，当前的结构性通胀主要是食品类价格上升所致。而食品类价格上涨，一方面是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上升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全球燃料乙醇产量的大量增加，造成对玉米和小麦等粮食作物的巨大需求，导致“粮食心理恐慌”和粮食价格快速上涨。而这两大原因的背后都是石油等能源价格的飙升。

　　据专家估计，只要油价超过30美元／桶，燃料乙醇就拥有竞争优势。最近几年，石油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不断攀升。在2008年第一个交易日，纽约商品交易所2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在电子交易中达到每桶100美元。按此价格计算，在美国用玉米制成燃料后其价值可以提升4.5倍以上。如此丰厚的利润，自然导致燃料乙醇产量大量增加，目前已达到3000万吨以上，以至全球粮食、饲料及肉类价格也随之大幅上涨；其中，美国的鸡肉批发价就因饲料成本上升而上涨10％，牛奶也因此上涨14％左右。

　　这一轮由食品价格推动的结构性通胀，从直观的层面看是石油、煤炭等能源价格高涨所致。但从深层背景分析，它又是经济发展速度及经济增长方式在油价及食品价格上的必然反映。油价大幅上涨的原因：一是2001年“9·11”事件以后全球利率普遍较低，流动性比较充裕，由此带动了世界经济的较快发展和能源需求的上升。二是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显著上升。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单位产品的能耗比较高，能源及资源的使用效率相对较低，国民对汽车的拥有量直线上升，均明显增加了对石油、煤炭的需求量，使全球能源及原材料的供求关系更趋紧张。另外，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及重化工业建设如火如荼的阶段，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比较殷切，在这方面的对外依存度也日趋上升。三是全球成本偏低的资金和充裕的流动性在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下，被大量投入能源、原材料的投机活动中，致使相关价格在地缘政治等因素的作用下，严重偏离正常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均衡价格。

　　由于2008年世界经济增速只是略微放缓，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速度仍然偏快，经济增长方式一时难以得到改变，全球流动性反而因解决次按问题的需要而有所加剧；因此，从能源价格上升的原因看，今后几年石油、原材料的价格仍会继续在高位运行，并有可能进一步上涨。这就表明，结构性通胀不是暂时的，反而有可能会持续若干年时间。

　　最终的结局：全面通胀

　　在一般情况下，石油、天然气、铁矿石、有色金属等一系列资源和原材料价格的迅猛上涨（铝土矿近3年来的涨幅为350％，铁矿石2004年以来的涨幅为165％），是会传导至大部分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并带来全面性通货膨胀的。但是，中国现阶段的通胀却明明白白地呈现出结构性的特点，暂时只体现在食品类价格的上涨上。即便如此，从物价的传导机制及企业消化成本的手段分析，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暂时的。在未来几年中国仍然应当提防消费品价格的全面上扬。

　　在过去几年，能源、原材料、半成品价格的逐年递增，均没有在非食品类价格上充分体现出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和美元的疲软，明显降低了境外以美元支付、境内以人民币计价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幅度。二是从总体上看，中国非食品类商品是个受买方制约的市场，供过于求的格局迫使企业不得不将原材料价格上涨消化在生产环节。三是人民币实际利率过去几年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以至银行体系廉价资本对企业的补贴机制明显增强了其消化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四是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被严重扭曲，农民工的工资一直偏低，这就为企业消化上游行业的加价压力提供了空间。五是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在过去若干年已得到大幅度提高，导致单位产品的原材料和中间投入成本有了深度摊薄。在以上五大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了上游成本大幅上涨、企业利润大幅上升、工业制成品价格涨幅平缓的景气局面。

　　但是，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局面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就最后三大因素而言，累计提升的生产率集中释放之后，是难以持续发生成本深度摊薄效应的；环保、社会保障、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扭曲的情况，已经开始逐步得到改变；而人民币利率也已进入新的加息周期，其中，仅2007年就已连续加息5次共135个基点。以上三大因素的变化都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资金成本，减弱其消化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能力。一旦食品类价格及能源、原材料价格的高位运行在居民和企业中产生普遍的涨价预期，结构性通货膨胀就有可能在一、两年内演变成全面的通胀。

　　货币政策的调整有滞后效应，如果国家没有利率、汇率及固定资产投资、土地等诸多方面的宏观调控，通胀、资产价格及GDP增幅可能会更高，整体经济风险也会进一步上升。

　　由于生产要素价格对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人民币汇率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单独分析。众所周知，中国出口的产品成为全球廉价商品的代名词，与企业将社会保障成本外部化有较大的关系。这突出体现在劳动者的薪酬调整机制不健全、农民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普遍缺失、企业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农民工伤残补偿水平过低以及劳动法和最低小时工资制执行不力等诸多方面。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如果不尽快加以改变，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落实是不利的。另外，中国的一些重要资源如水、电、油的价格均未完全实现市场化运作；宝贵的土地资源往往被地方政府以零地价或低地价方式当作招商引资的重要法宝；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排污成本远低于治污成本，以致中国的环境污染已变得越来越严重。以上现象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按照十七大精神，中国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使其价格逐步达到相对合理的水平。虽然这些都属于政府应该做的民心工程，对解决经济方面的深层次问题甚有帮助，但有关改革将企业不合理转嫁出去的成本内部化，一定会加大通胀的压力，政府有必要在国民收入调节及财政货币政策上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缓解。

　　在经济发展速度偏快的同时，中国的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上涨比较迅猛。股票市盈率已迅速攀升至60多倍，房价也已明显超过普通老百姓的财力所能承受的范围。资产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泡沫，不仅会影响社会和谐，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还会在一段时间之后传导至消费品价格，对全面性通胀的形成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资产价格泡沫对通胀的传导渠道：一是资产大幅升值带来显著的财富效应，导致旅游、汽车及其他中高档商品的消费需求有所增加。二是房价的急剧上涨，一定会推升土地价格及商业楼宇的租金价格，使大中城市的商用成本显著增加，并逐步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如果工业用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也逐步市场化，那么，制造业厂房租金及建筑成本的增加将使资产升值对CPI的传导机制更加通畅，物价上涨将更加普遍。三是房价居高不下在导致城市居民难以置业的同时，会反过来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加薪需求，并通过劳动成本的增加最终传导至工业品及零售品价格上。四是资产价格上涨所产生的暴利一定会吸引境外的资金通过地上及地下的渠道流入境内，使资金供应更加宽裕，流动性泛滥现象更加突出，而流动性与经济发展偏快、资产价格及通货膨胀又都有一定的关系。最后是房地产商在房价上涨之后，上市公司在获取无利息支出的直接融资之后，难免会提高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欲望，并逐步影响到全社会的供求关系。以上几个方面都表明，资产价格泡沫对通胀的扩散和加剧是有正面作用的，只不过传导的过程相对较长，不像石油对食品类价格的传导那么直接而已。

　　三管齐下

　　我们认为，当前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其背后有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通胀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不但全球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涨势惊人，美国、俄罗斯、印度、越南等国家的通胀率也上升至比较高的位置，分别达到3.5％、10.8％、6.7％和8.1％。与此同时，消费品价格上涨在中国并不孤单，而是伴随着房价股价的飚升，伴随着收藏品、红木家具、普洱茶及和田玉等特定商品的热炒。正因为如此，在通胀仅呈现出结构性特点时，我们就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其趋于恶化。

　　其一，实施从紧的货币金融政策。针对货币政策调控手段，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声音：有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是不理想的。这种说法明显有失偏颇。因为货币政策的调整有滞后效应，如果国家没有利率、汇率及固定资产投资、土地等诸多方面的宏观调控，通胀、资产价格及GDP增幅可能会更高，整体经济风险也会进一步上升。另外，从房价股价及通胀上升的原因看，很多都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及深层次问题在价格上的反映，而且资产价格本身与土地管理、地方财政、住房保障、流通股偏少、新会计准则允许投资溢价列入当期利润等诸多非货币的因素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要完全靠货币政策一项来解决非货币的问题，难度是显而易见的。正确的做法是加强部门间的政策协调，通过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及金融监管等手段的相互配合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结构性通胀主要是成本推动的食品类价格上涨，不是货币过多及负利率造成的，因此，国家不应当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说法同样是不全面的。如前所述，无论是当前的结构性通胀，还是未来的潜在通胀，都与经济发展偏快、粗放式增长、石油和资产价格暴涨背后的全球流动性有密切的关系，而后三者则与资金较多且资金成本较低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国家在今后几年应当保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确保实际利率为正，并使用准备金、票据发行及其它手段继续回收流动性。与此同时，金融监管部门也应当与央行形成合力，通过法律和行政的手段，控制贷款规模，合理限制银行资金过度流入股市及第二套以上的物业按揭。

　　其二，积极实施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为了遏制通货膨胀，不仅金融监管应当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国家财政也应当采取相应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增加对粮食生产及养殖业的直接补贴；对低收入群体发放更多的生活补助；加征资源税和环境税，推动节能减排工作；开征燃油税，增加私家车使用成本，并积极支持大城市的地铁及公交系统建设。另外，国家还应当加大对非食品类替代能源生产的支持力度，控制对境外资源的依赖程度。

　　其三，稳步推进汇率及生产要素价格的改革。如前所述，生产要素价格的合理化，既是市场经济改革及遏制贸易顺差和流动性、减少贸易摩擦的需要，又符合建设和谐社会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即使它会加重通胀的压力，我们也不应该因噎废食，不去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关键是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的同时，我们的步骤应当稳健一些，并配以人民币适当升值的办法来减轻境外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除此之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还应当鼓励企业建立正常的薪酬调整机制，确保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率快于CPI的增幅；并通过综合性的调控政策促进产业结构的良性调整，防止股价和房价出现大起大落的局面。

　　（本文作者系反洗钱监测中心总分析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