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商”缘何不青睐煤老板

　　作者：刘海明

　　如今提起山西，最火的词语莫过于“晋商”和“煤老板”了。晋商曾经在中国明清时期辉煌了500年，而作为商人的一种，新时期的山西“煤老板”是不是可以称得上“新晋商”，人们各执一词。(新华网山西频道2007年12月13日)

　　历史上的晋商，首创中国历史上票号，为人称道。“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佳话，迄今流传。然而，晋商衰落之后，今天靠掘煤发家暴富的山西煤老板们，是不是晋商的合法“继承人”？换言之，这些煤老板，称得上一代数风流人物的群体吗？也许，从山西煤老板们手中掌握的财富总量看，从这些人的行头和奢侈性消费看，他们堪称当代中国一流的富豪。既然如此，为何公众反而“吝啬”，不能慷慨地将“新晋商”这个荣誉称号，授予山西的煤老板们？

　　其实，这涉及到对某个地域商人称谓的定义问题。世俗语境下的“商”或“商人”，只要是从事经营活动的，都可以这么称呼，人们也不会予以否认。即便是不守法规、见利忘义者，依然是商(人)。但是，按照地域不同形成的商人群体，比如说历史上的徽商，还有今天逐渐被人们接受的“浙商”，不仅是一个集体概念，而且这个概念里，包含了许多道义和文化的成分。

　　以前者来论，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过渡到合法经营，以信为本。就后者而言，不管是以前形成的晋商、徽商，还是正在形成的浙商，所有这些称谓中，毫无例外还包含了文化层面的特定含义。以徽商为例，“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这些评价，不是徽商自封的，是历史形成的，并得到了公认。这些内容作为徽商的道德文化内核，奠定了先前的徽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相比之下，“新晋商”可否有传统晋商的聪明和其他优秀品质呢？翻开近年来有关山西煤老板的报道，负面的消息占了绝大多数。一次次和人祸相关的

矿难，使得山西的煤炭，被认为沾满了遇难矿工的鲜血，进而，有人觉得山西煤老板的钱也是红色的。当然，这个“红色”是血淋淋的，是一种既反商业逻辑又反人性逻辑的色彩。对于这样一个饱受非议的行业性老板群体，虽然有特定的地域性，但是，要让民间认可他们为“新晋商”，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山西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口碑不错的“晋商”，虽然过去的晋商消失了，不过，在此基础上要再形成一个“新晋商”群体，其难度比历史上没有形成过“Х商”的省份，难度更大。以山西为例，既然是“新晋商”，一定要有“新”的地方。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新”必须是正面的、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如此说来，山西的煤老板们，显然还不够格。

　　所以，与其急于宣告“新晋商”的出现，不如反思自我，如果没有了煤炭资源，煤老板们能很快转型，到别的行业继续当领头羊吗？即便煤炭资源还没枯竭，煤老板们在煤炭产品的科技转化方面，有何贡献？在避免矿难面前，煤老板们有何作为？这一连串的问题，如果山西的煤老板们不能交出出色的答卷，单靠吸吮自然矿产资源的“乳汁”，可以暴富一时，怎奈这不是煤老板们智力创造社会财富的能耐，凭什么跻身“新晋商”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