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金融创新怎样更上层楼

　　记者 金立新

　　创新，对于商业银行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词汇。

　　几年前，面临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的全面对外开放，中国银行业与外资银行的同台竞技已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以创新“健身”，迎接外资银行的挑战。2005年，银监会明确规定，商业银行最迟要在2007年1月1日达到最低资本8%的要求。在此前的过渡期内，各大商业银行要制定并实施切实可行的资本充足率分步达标规划。如果没有充足资本，商业银行将在业务及机构拓展等各方面遭遇掣肘。面对资本约束，各商业银行开始以创新促进商业银行的转型。近年来，短期融资券和企业债券等企业直接融资方式的出现让商业银行明显感受到了大型企业“金融脱媒”现象对于商业银行的巨大影响，于是创新再次成为商业银行应对这一新现象的“法宝”。可以说，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进程中，创新始终伴随左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创新再次被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高度。

　　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提高银行业、

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完善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健全和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

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其中“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和“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战略性地勾划了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走向。这是党的报告中第一次用到“现代金融体系”的提法，而金融体系现代化的原动力之一便是金融创新。

　　我国金融业的创新经过了数年的实践，在新的历史时期，将金融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首先必须结合金融实践澄清有关创新的几个理解误区。误区之一，凡是创新都是好的。创新是个中性词，如经济学家约瑟夫·熊比特的定义，“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创新本身是先破后立的过程，是对现有的技术、模式、方法和体系的改变甚至颠覆。金融创新也不例外，因此，金融创新的正面效能焕发之前，必须首先面对多层次、多角度的挑战。

　　误区之二，凡是创新都是增值的。创新特别是金融创新，大部分是对传统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的改变，对金融体系而言，目前最活跃的地带是资本市场和财富管理两大与“脱媒”高度关联的领域。中资银行将不得不摒弃“利差时代”的存贷款立行的传统模式而转向技术含量更高、更具服务导向的新兴金融产品，这个过程是放弃既得高额回报而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的过程。

　　误区之三，凡是创新都是降低风险的。近期美国的次贷风波说明了金融创新特别是金融工程本身并不是降低风险的“灵丹妙药”，甚至通过杠杆和金融资产虚拟化使得风险骤增。当然，以衍生工具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在风险分散、转移和管理方面的作用也显而易见。

　　明确了金融创新的误区，才可能确立在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加快金融创新的过程中的目标和原则。金融创新是手段，因此，在创新中应防止“为创新而创新”和“为国际化而创新”的错误理念，立足我国实际，体现金融创新的根本性原则。

　　对于新时期金融业的创新，应把握两大原则。原则之一：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优化的原则。金融创新无疑会涉及国际先进经验的引进和先进金融工具的借鉴，但最终必须落实到提升我国金融体系能力和金融安全这两个根本点上，“以市场换技术”的创新思路在金融领域不应轻易提倡，我国市场和经济环境的复杂度需要金融创新更多地融合“中国元素”。原则之二：满足社会大众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原则。创新不是创造复杂性，其终极目标是满足社会大众不断变化的金融需求，与其他产业一起加快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便利性、简单化是金融创新的功能特点，财富管理、资产增值是金融创新的目的所在。

　　另外，金融创新的正面作用是否能够有效发挥，最重要的前提是我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特别是人民币市场的全球中心地位。没有相应的国际中心地位，金融创新的辐射效应无法实现，金融创新跨市场配置风险、降低风险集中度的作用也没有发挥作用的土壤。因此，建设人民币全球定价中心和人民币金融工具交易中心应是我国金融体系创新过程的目标。

　　金融创新必须体现有序性、渐进性和风险的可管理性。我国金融创新可参照以下思路：先外币后本币，以国际经验支持本土创新；先产品后体制，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先融资工具后中间业务，改变我国融资格局间接融资比率畸高的症结；先原生产品后衍生产品，避免基础产品无法支撑而导致衍生工具的投机性功能蔓延；先机构后个人，体现创新由专业群体向一般群体的有序推进；先资产后负债，以运用端的创新带动来源端的跟进。在金融创新的步骤选择上，风险可管理必须嵌入每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