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生态呈现重大变化 政商关系犹存四大忧患

　　■举世瞩目的中共十七大今日在北京召开。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那么，十七大之后，市场经济怎样完善？如何构建现代政府？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法治社会？这些热点问题引起企业家的深切关注。而政商生态建设是重中之重。因为，只有构建现代政商生态，政府真正以“裁判员”和“守夜人”的身份亮相于市场，才能真正形成现代市场经济。

　　■好的政商生态具有正的外部性，它使经营者追求企业家精神，政府追求公共精神；而不良的政商环境，则具有负的外部性，它使经营者靠公关获得资源，政府丧失公共性，大搞寻租行为。

　　■十七大前改革难点纵横谈（35）■贾品荣

　　商业生态的四个重大变化

　　改革近30年，多元竞争的商业生态正在形成。自然生态系统中，食物链上每个物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争夺资源；商业生态系统中，在价值链上企业的关系也是如此。而传统的商业生态被分割成封闭的环节，交易成本大增。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由封闭到开放，由垄断到竞争，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多元竞争的商业生态初步形成。

　　首先，国内经营从有限开放转向全面开放。加入ＷＴＯ之前，我们主要是开放产品市场，即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制造；而入世5年来，我们开放了服务市场。这样，整个国民经济的三大产业部门完全对外开放，中国国民经济从有限开放走向全面开放。现在，中国市场不能再简单地划分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我们已经置身于整个国际市场之中。对此，中国企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满足于国内市场的最大化，况且也不存在纯粹的国内市场。

　　其次，经济运行规则从强调中国特色走向国际规范化。入世5年，中国企业和外商在本土或海外市场竞争，遵循的是国际社会的规则和惯例，在此情况下，我们的企业应更多地了解和熟悉国外的“游戏规则”，不然，我们既不能在国内市场与外商合作，也不能在海外市场参与国际竞争。改革30年后，中国企业必须遵守游戏规则，遵循国际规范，学习世界一流的管理模式，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再次，竞争程度由不充分的国内竞争转向激烈的国际竞争。即竞争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国内竞争，多多少少充满着妥协性和不确定性——因为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竞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竞争，以及民营企业之间的竞争，都是把民族利益放在不同利益集团之中进行重新分配，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长期以来，中国的竞争主要是自己和自己竞争，竞争的策略和技巧都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现在，大量的跨国公司和各种形式的国际组织蜂拥而来，这种竞争态势就演绎为国际竞争。国际竞争的特点是，把民族利益放在不同民族之间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强大的民族会获取额外的收益，而弱小的民族会丧失既得利益。因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会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跨国公司，它绝不会轻易地将市场份额让给他人，它必须对股东负责，保证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这种竞争不再具有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在新的起点上，在更大的领域保持国际竞争力，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局部市场。

　　其四，政府管理逐步由“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转变。

　　这四大根本性变化，推动中国企业在更大空间优化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内降低经营风险，更有效地布置生产力，应对全球竞争。

　　政商关系犹存四大忧患

　　然而，以全球化思维观察，中国商业生态尤其是政商关系犹存四大忧患。

　　忧患之一：缺乏平等契约精神。官商——这种政治权力与经济势力的畸形结合，使商业成为一种特权游戏，而不是一种依照全球化准则的经营，它必然窒息企业，无助于市场透明规则的形成。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平等契约精神，其要义有三：第一，政府官员必须对法律负责，任何违法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处罚，承担相应的责任。政府官员对一项决策的失误，必须承担后果，包括引咎辞职、经济赔偿、法律责任，而不能以调任方式敷衍塞责；第二，政府部门为全体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没有高低、贵贱、亲疏、远近利益瓜葛，企业遵纪守法照章纳税不必看政府脸色行事；第三，国家与企业，在财产上处于完全平等地位，通过契约规定双方的权利、利益、责任、义务，国家不能依据行政方式和高位强制而干预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忧患之二：官商“结盟”。中国历史上有个胡雪岩，他成功的关键在于与王有龄、左宗棠之间的特殊交情，通过这种官商结盟，胡雪岩获得的商业利益，一般商贾难以望其项背；乔家之所以大富大贵，关键是在慈禧逃难时献金，自此之后“钱途”广开，日进斗金。中国古代的著名富豪中，从吕不韦、白圭、陶朱公到沈万山，其成功的一个共同秘诀，就是官商一体。商人们看中的是官员可以利用权势将政策向他们倾斜，通过钱权交易获得特许经营权。20世纪80年代，钱权交易的方式主要是倒卖批文，倒卖大宗物资，获利以百万计；90年代主要是证券市场的审批权寻租，获利以千万计；从20世纪末至今，钱权交易的方式主要是围绕以土地交易为核心的房地产业来进行，获利以亿计。改革开放中一些大起大落的能人，之所以曾一度走红，重要原因是他们善于用“钱”铺路。2003年至2007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36570件、157569人，其中，查处司局级官员791人，省部级官员32人。而这些巨贪的“落马”原因以“权钱交易”最为突出。

　　忧患之三：靠公关获取资源。中国企业热衷于搞政府公关，靠投机取巧获取资源，这种不合理的政商关系给企业的健康成长蒙上了阴影。去年11月12日，50多位企业家聚集北京华润饭店，抗议某“高峰论坛”主办方利用有领导人出席的名义收取赞助费，要求大会主办方退回部分费用。有人利用企业家们争相与领导人握手、合影之机来赚取钱财，领导没来，结果酿成退款闹剧。可以推断，在不少企业家心目中，如何攀上高官，即便是形式上比划比划，也不是一件小事。如果私底下真正有些往来，那更是无尚“荣光”了。其实，一个企业如果要选择真正的成功，必须做正确的事情以及以正确的方式做事情，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企业基业长青的根本所在。靠拉关系、走后门、商业贿赂等不正当手段与同行竞争，可能会得一时之利，但从长远看，毫无优势可言，甚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毁声誉和前程。

　　忧患之四：地方政府干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汽车公司准备上一个年产两万个底盘的项目，上报的时候，地方官员问道：“你们卖得出去吗？”于是只批出三千个，这个项目最后只得放弃；深圳一家公司准备收购广东一个小城市的客车厂，但是迁厂到深圳的要求却不被政府批准，现在只得当“黑户”，即厂址名义上仍留在当地，实际上却在深圳制造。在实行市场经济多年之后，还发生如此奇谈，堪称咄咄怪事。掌握批文大权的地方政府，之所以仍在不断干预企业的市场需求判断，干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看得见的手”不断干预“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的调节，说明计划经济的管理思路仍未脱离某些地方官员的头脑。

　　这四大忧患既是体制性问题，也是结构性问题。那么，横向看，健康的政商关系内涵应当有哪些？

　　西方的启示：政商不必水乳交融

　　健康的政商关系应当是一种新型关系，它使经营者追求企业家精神，政府追求公共精神；而不良的政商环境，则具有负的外部性，它使经营者以公关获取资源，政府丧失公共性，大搞寻租行为。健康的政商关系应当是政府、企业各归本位，不必水乳交融。

　　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将官与商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分离，西方社会同样也历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中世纪的英国，与古代中国的“盐铁官营”一样，行政性垄断的官商一体十分盛行，当时英国的法人社团都有特许经营的背景，经济组织兼有行政职能，垄断权与行政权高度合一，一个商人能否进入某一行业、能够在多大范围、多长时间之内独占某一行业，取决于其影响当局的能力；而官员也有足够的权力、动力和机会把权力变成生财之道。

　　一直到19世纪，特许垄断的制度才破除。无数自由追逐利润的企业平等地在进出规则下从事经济活动，迸发了无穷无尽的生产潜能。

　　在转型国家中，政商关系的不确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韩国大宇集团的失败可以追溯到官商体制的浓厚色彩。当初，大宇的快速扩张离不开政府的支持，而在金融危机中一旦失去了政府的依托便顷刻瓦解。在危急关头，大宇仍将企业庞大的规模视为“人质”，藉此要挟政府，殊不料，此时的韩国政府强力推行金融改革的决心已定，牺牲大宇、力保金融全局的举措不可逆转，于是，大宇很快就衰落了。“靠山也是火山”，这差不多是与政府走得太近的企业的共同教训。不按市场规则换取资源，早晚必然会以另一种方式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那么，如何打造一个好的政商生态呢？

　　如何打造一个良性的政商生态

　　政府还原其公共性。什么是政府的公共性呢？首先，政府管理的对象是公共事务，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其次，政府的公共性要求在决策中政府与企业互动，平等协商；再次，政府的公共性要求增强对企业的服务性，也就是政府的决策必须是为企业提供保障；第四，政府的公共性要求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第五，政府的公共性要求改革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

　　尽快出台《财产申报法》。我国没有一部实质意义上的《财产申报法》，这是政商关系中最大的软肋。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官员都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及其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更重要的是，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一种事前防范激励。如果财产申报制度能够严格执行，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就很容易曝光，健康的政商关系才有望形成。

　　市场准入平等化。今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垄断法》，以保证改革的深层次推进，在法律上健全保证公平竞争的制度。市场准入平等化是改善企业生存环境，实现有效竞争的关键。在此框架下，要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有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民营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应与国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靠企业家精神赢得发展。企业增强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提高企业竞争力，逐步改变把精力过多放在政府攻关上的“取巧”行为，与政府官员保持一定的距离，端正企业行为，靠企业家精神赢得发展。台湾著名企业家张忠谋在黑金横行的社会大环境下依然从来不走后门、不靠政商关系，更拒绝钻法律漏洞，赢得企业界和民众的极大尊重，官员也因此从来不敢故意刁难他的企业。

　　总之，政商生态建设是重中之重。因为，只有构建现代良性政商生态，政府真正以“裁判员”和“守夜人”的身份亮相于市场，才能真正形成好的现代市场经济。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公关舆情研究所）

　　编后：本版“十七大前改革难点纵横谈”专栏自今年6月26日“开张”，历时近4个月，在中共十七大隆重开幕的今日“竣工收尾”。有十余位公共知识分子在此专栏共撰文35篇，近20万字。他们以责任和良知向读者贡献出了他们的智慧。专栏文章题材广泛，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事业及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教育、文化体制改革、观念革新等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当下方方面面的改革难点。作者们不仅在文章中条分缕析了中国全方位改革难点之所在，更阐明了推进改革的步骤、举措和方向。尤为可贵的是，大多数作者能秉持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应有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站在公共利益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视角，以学人的学术良知，在大多数文章了浸透了公平与正义的人类普适理念。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个大会的议题及决议，全方位地决定着中国未来的走向，深刻地影响着每个中国人工作和生活的质量和方式。鉴于此，在此大会的有关决议出台之前，积极地建言献策、响亮地发出声音，使党的各项决议因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而更加符合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更能增进每个国民的权利和福祉，更能促进民富国强理想的实现，便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和价值所系。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从来就不乏其人，这个专栏的许多作者就是明证。借此机会，我们殷切希望，今日开幕的十七大能够因广泛地察纳雅言而成为引领人民更臻光明美好之境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