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是市场加法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黄乐桢 许浩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如何评价我国法治建设的进展？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法治经验？立法与现实、立法与改革之间如何实现和谐统一？中国未来的法治蓝图又该如何设计？近日，《中国经济周刊》就上述问题专访了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法学家江平教授。

　　中国的市场法律制度：

　　市场自由已近完善，市场秩序依然混乱

　　《中国经济周刊》：以法律的视角，您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秩序？

　　江平：我认为市场的法律制度应该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一个叫做市场权利的法律制度，一个叫做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这两大部分从国家权利的角度来看，应该是不同性质的两种。

　　从市场权利的法律制度来说，国家应该是更少的干预，让市场的主体享有更多的自由。那么，反过来说，从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角度出发，恰恰应该有更多的国家干预。因为秩序没有国家公权力作为后盾，这样一种秩序是不可能得到完善的。

　　自由和秩序是建立市场经济最根本的要素，而这两方面的法律制度我们国家过去都是欠缺的，即缺乏必要的市场自由，也缺乏市场的秩序。

　　从市场自由的法律制度来说，我们逐渐地在接近完善。市场自由主要涉及到四大财产自由或者说是四大财产权利，也就是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现在这四大权利我们都有了相应法律，物权已经制定了《物权法》，债权有了《合同法》，股权有了《公司法》，《知识产权法》也已经出台，可以说法律制度已经接近完善。

　　谈完了市场自由问题，还要谈一下市场秩序问题。大家都承认中国是市场秩序最混乱的国家之一。在我参加关于中小企业的一次研讨会上，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斌在会上念了一份材料，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速度位居全球前列，但是中国的市场秩序却只排在全世界120多位。这就反映我国市场秩序存在问题。

　　市场秩序存在三大问题：商业欺诈、商业贿赂、商业垄断。第一个商业欺诈，包括信用问题，产品质量问题等。目前市场上的商业欺诈十分严重，虚假的商业信息，药品食品的质量问题，目前政府已出重拳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商业贿赂，商业贿赂在中国已经成为潜规则，几乎没有哪个行业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秩序中一个很大的毒瘤。现在政府也在下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是商业垄断，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不能垄断。目前，中国的行业垄断十分严重，为什么石油行业、电力行业的工资那么高，因为它们形成了行业垄断。垄断必然形成高额利润。

　　立法与现实、立法与改革的关系：

　　三大平等中亟待解决城乡平等

　　《中国经济周刊》：今年10月1日起，《物权法》将正式施行，这部法律从起草到实施，经历的时间很长，这反映了在市场经济中还存在什么问题？

　　江平：从《物权法》起草到通过来看，主要反映出我们社会目前立法、现实和改革之间的矛盾。立法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立法和改革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这其中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立法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物权法》核心的问题是土地和房屋，城市里的问题是以房屋为核心的，房屋问题连带着土地问题；但是农村的问题则是以土地为核心的。

　　对于农村的土地问题，从《物权法》中的三大土地问题可以反映出来。第一，耕地、荒地或者叫做承包经营权的土地；第二，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建设用地使用权问题，集体土地能不能开发利用，集体土地能不能建商品房；第三，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屋问题。

　　农村土地的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我们当今立法最突出的矛盾。我所说的矛盾是指现有的立法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了农村土地上不能盖商品房，但是很多地方的农村土地上都建起了商品房，有人管这种房子叫做 “小产权房”。同时，相关法律规定农村的宅基地是不能够转让买卖的，但是现在很多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买房子或者买地建房子。所以，这就是立法和现实的巨大矛盾和脱节。

　　立法方面还面临着一个复杂问题是，立法如果太理想化就可能导致无法在现实中实施，那么这样的立法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立法如果更多地向现实妥协，也就没有立法的必要了。因为立法要体现一种更高的法治理念和法治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市场法治进程中一个症结所在。

　　第二个复杂问题是立法和改革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立法和改革之间是有冲突的。法律一旦规定了的问题，就不能再随便更改了，这样改革就可能是违法了。

　　但是，目前农村土地问题矛盾又十分尖锐，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比如，承包地能不能流通，农村的集体土地能否同国有土地一样的出让转让，农村的宅基地能否随同土地上的房屋一起买卖等问题都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又都属于(土地)流通问题，改革的核心是需要扩大流通。但现在中国的土地流通不是所有权的流通，而是用益物权的流通，如果要扩大流通就会跟现行的法律不一致。

　　《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平等吗？

　　江平：关于市场自由的问题，法律现在完善了，但是立法和现实，立法和改革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没有从深层次解决，尤其是城乡之间的矛盾问题。市场经济就是平等的，而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就是要解决三大平等。

　　第一大平等是中国和外国之间的平等问题，中国和外国的投资者、经营者法律地位平等。这个问题在我国加入WTO组织后已经基本解决了。

　　第二大平等是公私平等。国家和私人，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平等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通过《物权法》也得到解决了。

　　第三大平等是城乡平等问题。现在城乡平等通过土地、房屋等一系列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概括来说，城乡平等目前实质上有两大问题，为什么(农村)集体土地不能够出让？而且政府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收土地，再以高出十几倍的价格出让，这个问题说不通啊！这个问题怎么办呀？农民总是不同意啊，为什么你用这么低的价格征收土地再高价卖出？为什么我自己不能出让呢？现在广东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在这方面作出尝试。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盖房子去卖？一方面不让农民在农村土地上盖房子来卖；一方面城市里的房价高昂，很多城市居民买不起房子，所以跑到农村去买便宜的房子，而且拿不到完全的产权。这就产生了小产权房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刚才提到城乡平等的问题，那么您认为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突破口在哪里呢？

　　江平：在现有的条件下，既然突破不能是全范围立即性的突破，这就需要试点，即使试点出了乱子也只是局部的。农村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改革和稳定的关系，所以现在只能先在小范围内进行改革。问题又来了，在小范围内进行改革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改革能突破哪些呢？

　　现在国务院在搞试点，能突破国务院法规。但是，它能破现行法律吗？突破《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可不可以呀？这里有个法治观念的问题，不能都突破了啊。如果各地都去搞试点都去突破，怎么行啊？

　　现在有的地方在搞试点，这就会出现一个改革和稳定的关系问题。立法、现实、改革和稳定，在土地问题上、在城乡问题上、在农村土地进一步扩大流通问题上交织在一起。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

　　市场+法治

　　《中国经济周刊》：《反垄断法》即将实施，有媒体报道将会组成一个反垄断委员会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江平：这就是利益相争的问题了，谁是反垄断的执法机构，各部委之间争执不下。由于争执不下，最终只能在国务院下面成立这样一个机构。这也反映出体制内的矛盾问题。

　　可以预想，十七大将进一步提倡现代的法治精神、法治理念，另一方面政治上的民主制度要更加完善。那么，我认为市场的法律制度也要完善，一个是市场的主体权利更自由化，另一个让市场的秩序更严格化。

　　要建立市场经济，有的方面是要靠市场无形的手，有的方面则要靠政府的公权力。中国的情况是，不能只依靠市场这只手，还离不开政府这只手，但也不能只有政府这只手。市场这只手和国家这只手应该怎么样来分配呢？涉及到市场自由方面的应该主要由市场来管，而涉及到秩序方面则应该由政府来管。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权力不要过多地介入市场自由，公权和私权更不能结合起来牟取利益。

　　《中国经济周刊》：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速度和秩序两个方面，在过去这两个方面发展不够协调，您认为如何才能使这两个方面和谐发展？

　　江平：我刚才讲到市场经济的秩序问题时，提到目前市场秩序存在商业欺诈、商业贿赂、商业垄断问题。如果从更广意义上说还存在经济发展与资源配置、环境保护和公平的问题。这又涉及到秩序能否确保基本公平，保护环境，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味追求GDP发展，就会造成几者之间的失衡。

　　《中国经济周刊》：您亲历了改革开放立法二十多年的进程，能否总结一下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最大的贡献？

　　江平：我想谁都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搞市场经济，一个是搞法治。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成功的经验就是市场+法治，两者缺一不可。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用我和吴敬琏教授在一个大型研讨会上的发言比较合适。在会议开始时吴敬琏教授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过去我们搞经济的人认为只要有市场经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两者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严格的法治精神。

　　所以，搞经济学的认为搞市场经济没有法治是不行的。而我在那次研讨会闭幕时发言说，我们搞法律的人，由于过去很长时期内我们的社会没有法律，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种天真的想法，以为有了法律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法律有善法也有恶法。法治虽然是好东西，但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就如同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一样。所以，我认为我们所追寻的目标就是市场+法治。

　　因此，中国的法治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公权力和私权力的边界划分。这其中包括：公权力如何合法行使并受到制约的问题，公权力如何保障私权力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您认为现代法治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江平：现代法治理念或者说现代法治精神的核心问题就是：人权和民主制度以及如何确保公权力与私权力和谐的问题。公权力不得侵害私权力，私权力也不得危害公共利益。

　　但是，法治不是仅仅有法律制度就可以实现的。目前，中国法制完善了，但还存在很多问题，执法就是其中很重大的问题。在执法过程中，还会出现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这里的权利不但是指物权等财产权，还包括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利。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下一步法治建设将会有哪些突破？

　　江平：我想从现在来看，刚才我所讲到的问题，应已成为了共识。但是，任何东西都是提出方向容易，但是真正做到解决多年来积留下来的问题，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中国近30年来的法治进程，如果从法律的数量上来说是进步的。但是，法治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法治进程在中国来说可以归纳为进两步退一步。虽然既有进也有退，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在进步。法治建设不是直线前进的，是曲折前进的，这是中国的特点。

　　法治建设是件很艰巨的事情，这涉及到权力问题。人都有权力欲望，都希望自己可以最大限度拥有权力，并且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

　　法律容易通过，但是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是很艰难的。更何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使人们头脑中的旧观念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