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谋取世界产业链上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撰写

　　(一)对外贸易领域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并形成了互相协调,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然而,在2001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WTO组织,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受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最为集中的反映在中国的外部经济特征与全球经济失衡的关系方面。

　　2001年至2007年6月,贸易顺差为5023亿美元,是1981年至今累计贸易顺差的78.4%;而2005年至2007年6月的贸易顺差接近4000亿美元。尽管最新的研究仍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对出口的增加有一定程度的作用,但我们认为近几年贸易顺差快速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正在实现通过外向型政策创造比较优势向依靠大市场培育的规模经济和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条件形成的自发比较优势的转变。国内大市场培植的规模经济进一步巩固并强化了比较优势,形成了中国参与国际贸易越来越强的专业化分工格局,造就了当前中国经济在世界贸易分工格局中独特的角色——既是其他国家和地区产业内贸易的重要伙伴,又是垂直分工中的重要环节——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中国成为连接亚洲和其他欠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桥梁,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自身分工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中国经济将加快形成自身相对完善的分工链。因此对中国贸易地位的认识不能停留在以出养进的加工贸易时代。

　　同样,我们也不能把中国贸易顺差的急剧增长视为是重商主义政策扶植的和内部经济不均衡的产物,中国正在经历着从加工贸易国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转变的过程,这种正在发生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贸易规模和贸易顺差不断加大的同时,中国的对外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从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来看,中国在初级产品出口增长规模没有发生较大改变的情况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长迅猛,到1995年工业制成品在出口贸易总额中已占85.6%,2006年达到93.6%。而在工业制成品中,机电类和高科技产品的增长尤为突出,成为了中国出口的新亮点。

　　另外,出口产品结构的另一个变化是我国的消费品、中间品和资本品出口都大幅增长,但其结构逐渐从消费品占大多数转变为中间品和消费品占大多数。从1995年到2006年,我国中间品出口所占比例从40%增加到50%,资本品出口比例从10%上升到约为25%。

　　具体再细分,我国中间品出口的增长中半成品以及附件的增长超过了原材料出口的增长。从1995年到2006年,尽管原材料出口仍占大头,但其在中间品出口中所占比例大幅下降,而同期半成品和附件所占比例从约为18%上升到约为42%。事实上,在原材料中,未经处理的原材料的出口额呈下降趋势,其所占比例从约为14%下降到4%,而粗加工的原材料出口则有适度增长。出口贸易结构的这一变化,无疑是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有着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1990年以后工业化国家不仅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亚洲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在向亚洲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国几乎是同时承接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其次,从进口贸易的商品结构看,从1996年到2006年,我国的进口也保持持续的增长,其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都呈明显的增长态势。另外,从2000年开始,各类进口的增长步伐明显加快,但和出口商品结构相比,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不甚明显,初级产品和制成品所占进口比例未发生大的变化,但初级产品进口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制成品,根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6年,初级产品进口所占比例从18.3%逐渐上升到23.6%,工业制成品所占比例相应地从81.7%下降到76.4%。在初级产品进口中矿物燃油、润滑油以及有关原料占了绝大部分,并有继续升高的趋势,表现为其所占比例从1996年的69%大幅攀升到2006年的92%。这反映了我国进口

能源大幅增加的事实。而在工业制成品进口中机械设备比例也持续增加,从1996年的48.3%上升到2006年的59.1%。这两个特点表明我国进口关键设备和短缺原材料的进口占了较大比重。

　　2、中国的贸易增长范式正在发生着变化。

　　从1995年开始,中国贸易的增长范式也由政策主导转向了市场主导。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差额的变化上。在1994年之后,中国经济走出了靠初级产品贸易顺差来弥补工业制成品进口逆差的"以出养进"阶段。1995-2006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出口为逆差,逆差额达到4294.82亿美元;而同期工业制成品贸易则为顺差,顺差额达到9856.01亿美元。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初级产品的进出口逆差快速增长,2001-2006年这一逆差达到3877.23亿美元,占1995年以来初级产品进出口逆差总额的90.28%。而同期工业制成品的顺差则达到7776.96亿美元,占1995年以来工业制成品顺差总额的78.91%。对比1995-2000年和2001-2006年两个阶段的贸易顺差数据,我们发现,1995-2000年工业制成品贸易顺差和初级产品贸易逆差之和为1661.46亿美元,而2001-2006年间这一数额达到3899.73亿美元,后者比前者翻一番还多。最新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上述趋势还在进一步的扩大。2007年1-6月,初级产品进出口逆差为795.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的顺差则为1920.6亿美元。这表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工业制造业进出口为主导,并辅之以初级产品进口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

　　依据WTO2006年的世界贸易统计数据,1980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制造业出口的0.8%,1990年为1.9%,2000年为4.7%,而2005年就比2000年翻一番还多,达到9.6%,仅次于美国的10%和EU(25)的44.3%;而在制造业的进口上,1980年中国制造业进口占世界制造业进口的1.1%,1990年为1.7%,2000年为3.5%,而2005年就比2000年接近翻一番,达到6.6%,仅次于美国的10%和EU(25)的40.4%。当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之一。

　　其二,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内贸易逐步上升,对发达地区和国家市场的渗透力明显增加。2005年美国制造业出口总计7325亿美元,其中向中国出口290亿美元,而2000年为126亿美元。2005年制造业部门美国从中国进口2501亿美元,占其制造业进口的20.2%,而2000年这一比例为10.2%(美国从世界进口制造业产品9691亿美元)。2005年欧盟(25)制造业出口3240.3亿美元,其中向中国出口566亿美元,而2000年为239亿美元。2005年欧盟(EU25)从中国进口制造业1876亿美元,占其当年制造业进口总额的6.2%(总额为30422亿美元),而2000年这一比例为3.2%(EU15从世界进口制造业17836亿美元)。数据中唯一的例外是中日制造业贸易情况。2000-2005年期间,尽管中日制造业贸易规模在扩大,但中日贸易顺差在逐步缩小。2005年中日制造业贸易顺差只有10亿美元,而2000年则为166亿美元。

　　2007年上半年,中欧、中美、中日双边贸易额分别为1583亿美元、1406亿美元和1100亿美元,分别增长30.9%、17.4%和14.4%。欧盟仍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美国仍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日本仍为我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从市场占有率来看,1980年欧盟、美国和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比例分别是0.7%、0.5%和3.1%,2000年这些比例分别为6.2%、8.6%和14.5%,而到了2003年分别增加到8.9%、12.5%和18.5%。因此,总体上,中国与发达地区产业内贸易快速增长,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的渗透力明显增加,尤其是制造业中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为中国外贸带来了大量的顺差。其中,美国和欧盟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家和地区。

　　3、中国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不但反映为正在出现的产业链向上游延伸的规模经济优势,同时,在全球经济新的格局中,中国仍然巩固和强化了国际垂直分工链中的传统地位。

　　贸易产业链的延长和规模经济优势的体现可以用行业的进出口关联度来衡量,进出口关联度越低,说明生产出口商品是主要利用了国内的资源,商品出口的优势体现了国内行业配套齐全的整体规模优势,而进出口关联度高则说明出口国在垂直分工体系中所具有的禀赋优势。为此,我们选择了进出口的十一大类产品进行相关性检验,以判断中国产业分工的变化情况。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在初级产品贸易中,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规模经济,而在技术含量高的出口产品中,中国也通过其劳动力禀赋优势,开始进入国际垂直分工体系。另外的研究还发现,在垂直分工的体制中,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作为中国的中间产品提供者的地位在上升,而美国和欧洲的中间产品的供给份额虽然有微小的增加,但是上涨幅度不大。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在高科技含量的行业垂直分工优势的巩固,同时也说明在中美贸易和中欧贸易交往中通过提高中间产品的进口份额,可以改善双边的贸易差额。

　　中国制造业在不同行业的比较优势的差异,在面对汇率波动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进出口关联度高的产业,在

人民币升值时出口产品的价格下降会被进口成本的下降所抵销,因此,对这些行业而言,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的手段是无效的,而进出口关联度低的行业情况则相反,汇率是调整这类行业出口的有效手段。这也就解释了人民币升值过程中中国的出口结构会进一步向高端行业集中的现象。

　　总之,中国近些年的贸易发展的总体状况是良好的,它符合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的发挥,同时也顺应了国际间产业资本的跨国转移的趋势,在全球经济失衡不出现调整拐点的判断下,不存在低成本的解决中国贸易顺差带来的外部不平衡问题的短期措施。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自发决定的。任何低成本的短期措施,如适当加快进口、汇率小幅升值等只能够暂缓外部压力,难以阻止中国贸易顺差扩大的基本态势。未来中国贸易顺差的缩小只能够在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通过工资制度、社会保障等提高劳动力成本和收入的措施,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来实现,这是一个相当长期的过程。

　　(二)资本跨境流动总体规模增大,流动性增强,金融风险正在积累

　　2000年以来,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状况的加剧,中国的开放战略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进入了一个深化和调整期。贸易体制、外资政策、资本账户管制政策、国内产业政策、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管制政策、外汇体制以及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等都面临转型和调整。

　　1、中国外部经济不平衡期间实际资本开放度开始与名义资本开放度相脱离。

　　从2001开始,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急剧加大,国际社会开始要求中国政府运用汇率手段来调整中国的国际收支。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却出现了持续的低迷,随着美联储的连续降息,中美利差逐渐减小,并在2001年末由负转正。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利差的双重诱因下,国际资本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而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顺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我国逐渐对一些资本交易项目,特别是对直接投资和部分证券投资交易项目放松管制,进一步降低了对资本流动的约束。因此从这时起,中国的实际资本开放度继续增加,并开始与名义开放度相脱离。通过与1993年及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名义与实际资本账户开放度差异的事实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虽然在存在较大套利空间的情况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很难在长期得以维持,但放松资本管制后,却很容易导致资本流动性的进一步增加,在

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存在和我国资本市场、债券市场不断开放的情况下,近期内我国将继续面临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剧增的现实。

　　2、资本和金融项下的私人资本趋于平衡,对外汇储备积累的贡献程度显著下降。

　　从全口径的国际收支统计下的资本流动情况看,经常性项目下的贸易顺差成为外汇储备积累的主要来源;FDI保持较为稳定的净流入状态,证券投资和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处于逆差状态,两者相互抵消,导致资本和金融项下的私人资本趋于平衡,对外汇储备积累的贡献程度显著下降。

　　3、FDI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和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变动。

　　2003年以来,中国月度贸易收支和FDI流入的波动性增加,但是我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贸易余额、贸易总额还是FDI流动,其波动性增加都是规模效应作用的结果。FDI和贸易行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投机性因素,特别是FDI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和美国贸易收支状况的变动,这表明了我国FDI流入的加工贸易特征。

　　4、既然经常性项目和FDI流动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投机性。

　　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和宏观经济、金融运行构成较大压力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应该主要是借助于非贸易和非FDI的资金流动渠道。我们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非贸易和非FDI的资金流动受到国内外利差和人民升值预期的显著影响,具有典型的追逐纯金融收益的投机性特征。结合我们对全口径的国际收支统计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资本和金融项下的证券投资是净流出,而包括贸易信贷和银行信贷等在内的资本流动的总规模虽然很大,但是净流动规模很小。所以可以初步判断,正规统计口径中的经常项下非贸易收支和正规统计口径之外的误差遗漏项逐步成为投机性资金流动的主要渠道。

　　5、长期增长潜力的损失为代价获得短期的经济增长。这应该是中国当前资本流动结构的潜在风险之一。

　　资本流动性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长期经济增长方面,由于我国的制造业已经呈现过度发展的状态,以制造业为归属的FDI的持续流入,将导致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扭曲,从而为未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带来不确定性。这可能会加剧短期收益和长期损失的冲突,也就是说,以长期增长潜力的损失为代价获得短期的经济增长。这应该是中国当前资本流动结构的潜在风险之一。

　　6、不断提高的资本流动性,特别是资本跨境双向流动性的提高,与我国特定的外汇管理体制结合在一起,导致央行资产负债表的币种结构失衡。

　　这使得我国货币当局在处理人民币升值问题时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抑制投机性资金流入,央行必须允许人民币进行更大幅度的升值;而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央行外国资产的人民币价值下降,即出现所谓的"资产价格损失"。

　　此外,币种错配的问题使得我国的货币政策在面对很多现实宏观经济问题时的操作空间被严重侵蚀。一方面,在信贷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总量控制下,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导致央行控制信贷和基础货币的主动性严重下降,往往是跟随资本流动而被动投放;另一方面,由于币种错配,利率政策的操作也面临很大的风险,调控利率的政策会导致国内外利差的变化,既能够改变央行资产的收益结构,也会导致资产方收益与负债方利息成本之间的不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