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门适度:有效进行资本管制

　　第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顺差并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可以影响我国的进出口结构。通过加大人民币的升值幅度,一方面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另一方面配合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政策,降低进口成本,降低国内产业升级和新产业成长的成本。

　　与此相关联的是FDI政策的调整。在过去几年中,我国FDI来源越来越集中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FDI的技术含量。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提升FDI的技术含量。首先是完善国内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发展和完善金融体系,增强国内对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和FDI的吸收能力。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和建立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金融体系,将有助于提高我国进口产品和FDI的技术含量。

　　其次是加强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协调与合作,为提高进口产品和FDI的技术创造有利的国际市场和政策环境。注重从资本和技术存量丰富的国家进口。通过完善国内法律体系、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强化

知识产权的保护,为信息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和相关机器设备的进口营造一个稳定、低交易成本的大环境。

　　第二,在外贸战略和政策方面,必须摆脱为平衡而平衡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通过

出口退税、补贴或出口关税政策的调整,引导国内生产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通过进口关税和非关税政策的变化,并配合一定的进口鼓励政策,促进高技术含量的资本设备、中间产品的进口,以满足国内传统产业改造和新产业成长的需求。

　　此外,通过有选择地利用多边和双边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协商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部的政策压力,降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在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对待贸易摩擦的态度,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也不能因为所牵涉的贸易金额很小而完全忽视它的存在。而是应该利用贸易摩擦的协调过程和争端的解决过程来启动多边调整过程。

　　第三,随着我国金融服务业的不断开放,特别是银行业的全面开放,既有的各种资本管制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严重削弱,这反映为我国名义金融开放度与实际开放度之间的显著差异以及我国跨境资本双向流动性的大幅提高。所以,资本账户和外汇管理体制应该进行深刻调整。在资本流入的管理政策上,简单地限制流入的政策事实上已经失效,所以应该转向强调资本流入管理的规范性,特别是规范境内外关联金融机构之间的资本流动行为、经常项下投资收益流入和流出行为、跨国公司内部信贷资金和其他资金调拨行为。

　　在资本流出方面,必须保持有效的管制,而不能出于缓解短期升值压力而轻率放松资本流出管制。从目前的情况看,除FDI以外,资本和金融项下的其他项目基本是净流出的。一旦市场预期发生变化,资本将大规模外流。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说明,市场预期是很容易逆转的,升值压力很容易在极短时间内转变为贬值压力,所以中国必须保持对资本流出的管制有效性。

　　第四,政策调整要注意缓解和消除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因为资本和金融项下的资本流动性更多的表现为总规模的增加,而净流入趋于减少,所以在传统资本流动渠道上表现出来的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单方向压力并不大。但是在特定外汇管理体制下,资本流动性提高最终却表现为货币当局资本负债表的币种结构失衡,一方面增加了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的汇率暴露风险,另一方面严重侵蚀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货币政策应对宏观经济失衡的能力下降。

　　外汇投资公司的出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货币当局资产的收益结构,降低汇率波动导致货币当局收益结构与成本结构不协调的风险,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当局资产负债币种结构失衡的问题。所以,汇率和外汇管理的主体应该进行调整,央行应该逐步从汇率管理职能中摆脱出来。在扩大

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过程中,汇率风险将逐步从货币当局转回私人部门,汇率风险的"私人化"要求加快推进外汇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远期、期货和期权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