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尚春：可以没有房 但不可没有预期

　　本报评论员 吕尚春

　　按照《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在2008年年底前，对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要做到应保尽保。在8月30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建设部副部长齐骥坦承：“我们不能单纯追求平均数，应该让所有的居民都享受适当住房。低收入家庭不见得住房条件都不好，对于那些既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的家庭，应该将其纳入住房保障体系。”这是在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之后，建设部首次就住房保障如何落实问题表态。

　　同时获知，建设部设立住房保障及

公积金监管司。这个重要部门将承担建设部久违的职能。在1997年实行住房整体市场化之前，住房制度是全民皆保，建设部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的住房保障司，掌管着所有家庭的住房问题。如今时移势异，中国需要一个再造系统的住房保障体系的职能部门。

　　只是，解决住宅保障问题，不能仅仅依靠建立全新部门。

　　1997年的房改政策，把住宅与土地同时推向了市场。伴随着住宅私有化，土地也进入市场流通。尽管是并不完备的 “协议出让”方式，但土地的商业化迸发出了惊人驱动力。那时，甚至一个乡长都有着决定集体土地是否入市流通的权力。“多头供应”的格局，可以保障土地在流通环节不致出现垄断局面，土地议价随意、松驰，在1998年到2004年间，相对便宜的土地上搭建出了纷繁多样的商品住宅。

　　在2002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水准，平均为每亩12.97万元，即便是北京、上海的城区土地，每亩100万元的出让价格已是不菲。当时北京、上海中心城区的房价，在四五千元之间，而多数人仍然在买与不买间犹疑。不过有一点不用怀疑，那就是城市家庭购买商品住宅并非遥不可及——由于土地供应的议价低廉，市场上的住宅产品呈现着多层级、低门槛的总体格局。

　　2004年8月31日，土地协议出让的闸门关闭，此举固然抑制了基层干部的寻租空间，但土地流通从此遁入高墙，这一单一轨道上的生产要素，成为地方财政当仁不让的扛鼎者。

　　土地集约管理、单一出口，自然会导致价格趋向垄断价位。至此，我们看到土地使用走向两个方向：一是如《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所称对于“低保家庭”应保尽保，是对土地权力集约之后的一种对应的义务；另一个方向，则是土地资源的彻底市场化，几乎是最大限度地挖掘议价空间。如此安排，一高一低，似乎有些道理。

　　但问题在于，随着地价骤升，那些低保人群之外的中间群体正在被疏离。这个中间群体到底有多大，目前尚无确切统计，但有一些数据可以帮我们窥见居住需求的大致框架：以北京市为例，截至2007年2月底，北京的52个经济适用房项目，解决了约19万户家庭的住房问题；另外，全市累计约2.6万户家庭享受了廉租房政策。也就是说，有21万余户居民住进了经济房，而全市总户数是530万户，经济房户数所占比例不到10%。

　　应当说，这些在低保人群之外的中间群体，同样有着巨大的住房需求。但是对于他们来说，现在的房价脱缰而去，遥不可及。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在于这些中间群体能不能买得起房子，而在于他们是否可以对拥有住房抱有预期。

　　毫无疑问，低保家庭应保尽保是英明之举，但对于对住房有着切实需求的其他社会群体，亦应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如果说在1997年前后都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却无从入手，这就令人大惑不解了。

　　我们认为，一方面应当加大经济住房的保障范围，使中低收入人群居者有其屋；另一方面，则应对拉动房价上升的土地价格予以监控。如今，

资本市场无限榨取着土地的价值，长此以往，高地价抬高的仅仅是高房价吗？恐怕不尽然。制造泡沫的是少数人，但泡沫破裂伤及的却是大多数人，甚至是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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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