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纳布·巴丹：中国减贫为什么好于印度

　　本报记者 刘波 北京报道

　　当我是一个穷人的时候，我要信口谩骂，说只有富有是惟一的罪恶；要是有了钱，我就要说，只有贫穷才是最大的坏事。”

　　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庶子腓力普说出此话的400多年后，源自西方的商业社会在全球的扩展，已经完全改变了东方的面貌与社会心理。在喜马拉雅山的北边，崇尚“安贫乐道”的传统中国与倡导“艰苦朴素”的革命中国正在远去，今天的中国人以对物质的狂热追求闻名于世。在喜马拉雅山的南边，印度人似乎也正缓缓地从千年神祗的古老迷思中苏醒，投入对财神的顶礼膜拜。推而广之，在整个发展中世界，贫穷都不再是一种美德，而近乎是一种“罪恶”。

　　但今天的全球化风潮，是加剧了这种“罪恶”，还是对其有所缓解？全球化是应为悲惨的“血汗工厂”负责，还是要因为全世界的穷人开出一片新天而受到赞扬？单就中印这两个贫困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言，如何看待两国对贫困的征讨所取得的战绩？未来的道路上又隐藏着何种陷阱？

　　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国际知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普拉纳布·巴丹(PranabBardhan)。

　　全球化功过

　　经济观察报：今天的人们往往对全球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你认为总体上而言，全球化是否有利于全球贫困状况的缓解？

　　巴丹：全球化有不同的含义，如果将全球化理解为外贸和对外投资在全球的扩展，那么全球化就必然能在减贫中发挥重大作用。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全球化却未必能促进减贫。这要取决于你如何理解全球化。

　　经济观察报：外贸和对外投资的全球化对减贫起到了什么作用？

　　巴丹：这种全球化能够通过增加穷人的工作机会来促进减贫。中国是个很好的例子。近年来中国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很多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业为许多工人提供了就业。不一定是熟练工人，也包括许多非熟练工或半熟练工。这些此前没有工作的人就得到了更多的机会。

　　另外，在很多情况下全球化促进了女性状况的改善，因为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雇用了大量年轻女性。我可以举孟加拉国为例。孟加拉国比中国要贫穷得多，在那里用于出口的服装生产业已经为许多年轻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这不仅改善了她们的经济状况，而且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除外贸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来投资也能促进减贫工作，由此促进的科技更新也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经济观察报：但很多人也在谈论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巴丹：是的，在一些情况下，全球化不一定能促进减贫。我可以举一些其他国家的例子。当中国、孟加拉国和印度在扩大其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时，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同类产业的工人却失去了工作，如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其他一些拉美国家。这些国家过去向欧美出口此类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现在在国际竞争中败下阵来。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工人的获益意味着许多拉美国家工人的损失。但是，平衡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全球化对缓解全球贫困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许多拉美国家并非低收入国家，而是中等收入国家，中、孟、印等国原本就比这些拉美国家贫穷。

　　因此这就产生了重新调整的问题。重新调整的意思是，那些在一些产品上无法竞争的国家必须向其他产业调整，那样可能会做得更好些。但短期内的工作丧失也对许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很多问题。因此我对你的问题的回答是，贸易能为某些穷人提供新机会，也会让另一些穷人失去机会。

　　经济观察报：你谈到我们还可以对全球化做其他理解。

　　巴丹：当然，除了这些全球化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全球化，例如金融的全球化，这与投资的全球化是不同的。外来直接投资(FDI)是长期资本，而金融全球化指的是短期资本的流动。中国、印度等国家对这种短期资本流动设有很多限制，但在那些未设限的国家，就会发生很多问题。例如1997年那场非常著名的亚洲金融危机。在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因为资金的大量流出，贫困状况出现了恶化。短期资本的这种流动伤害了许多人。所以我再次强调，问题的关键是，你指的是什么样的全球化。如果是金融全球化，那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然，还有许多能够帮助穷人的全球化，理念和科技的全球化就是一例。例如，全球的穷人都会受健康状况不佳之苦，而医疗科技的扩展会帮助许多穷人。这可能与贸易和科技无关，只是理念在世界上的传播。

　　经济观察报：之前你谈到了一些受到负面影响的国家，如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在你看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缺乏竞争力，还是说有国内体制方面的原因？

　　巴丹：正如我提到的，在对外贸易遇到问题时，这些国家需要进行产业调整。而在这一过程中，一国能否很成功地实现工人的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尤其是在涉及创新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国内的制度。

　　我先举一些富国的例子。富国也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形，即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些产业受损，另一些产业得益，但工人却无法顺利实现产业转移。例如，在美国就有很多反全球化的人，那是因为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但却无法抓住其他产业新兴的工作机会。这一调整过程要顺利进行，就需要许多制度的配合，如失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许多美国工人没有良好的医疗保险。除社会保障外，还需要培训，因为工人要转行，就需要适当的工作培训，这也需要国家的帮助。所以，拥有这些制度的国家更适应全球化，其国民对全球化的反对也越少。例如，挪威、瑞典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人就和美国工人不同，他们不反对全球化。

　　经济观察报：穷国中也有同样的情形？

　　巴丹：是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穷国没有足够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这就使得调整变得非常困难。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对流动性的限制。假设你生活在中国经济繁荣的地区，如广东省等沿海地区，你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如果流动性存在限制，例如交通方面的限制，那么穷人得到好工作就会变得困难。另一种限制是政府政策，例如中国的户口制度。但当然，户口这种对流动性的限制正在逐渐减弱。不论如何，物理性和政策性限制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制度因素，都会影响到一国的减贫成效。

　　中印比较

　　经济观察报：但中国也取得了不错的减贫成效，在你看来，中国的成绩主要是因为接受了全球化，还是因为中国采取了特定的国内政策？

　　巴丹：我认为这是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看看1979年-1980年的情形，当时中国开始了农业改革，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考察从那时到2004年这25年间的情况，可以发现，其实中国的减贫成绩很大一部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取得的，尤其是在前5年。这不应归功于全球化。我认为这是因为三个因素，这三个因素都与农业的改善有关。

　　经济观察报：哪三个因素？

　　巴丹：第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上世纪80年代大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这是贫困状况缓解的主要原因。第二，中国在1979年和1980年进行了非常平等主义的土地分配，这帮助了很多穷人。因为这为农业提供了一种安全网和基本保障，因为每个农村家庭都有了耕地，这样至少他们不至于陷于异常贫困的状况。第三，在同一时间，即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也提高了农业产品的采购价格，这也对农民有利。这三个原因和全球化都没有很大关系，均为纯粹国内的政策改革。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减贫成效大多应归因于内部因素。

　　经济观察报：尽管如此，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一些作用？

　　巴丹：我观察到，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国的进口关税在下降，进口限制在减少，但幅度都很小。当时的市场在逐渐开放，但开放的程度很小。所以当时的主要原因不是全球化。但在那之后，到了9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过去5-7年中，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大增加。正如我说过的，这些产业为大量穷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我想这是全球化的成效之一，帮助了很多贫困的工人。但我仍认为，中国贫困状况减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全球化。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减贫工作？为什么中国的减贫成绩要好于印度？

　　巴丹：首先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比印度高得多。很明显，经济增长快，贫困减少就更快。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情况——那就是，如果考察经济数据，你会发现，同样1%的经济增长率所起到的减贫成效，在中国要比在印度高得多。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巴丹：这要归因于很多因素，我在这里提几点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和印度的工业化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带有更强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印度现在的出口也很不错，但主要的出口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例如，印度软件业非常成功，但软件业并不雇用穷人，因为穷人没有专业技术。与此类似，印度现在的制药业也很成功，但也主要是雇用科技人士和其他专业人士，而不雇用穷人。印度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这是印度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果没有中国好的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是一些资产或财富在印度的分配要比在中国不平等得多。我指的是两类资产，一类是土地。中国在1979年-1980年有过相当平等化的土地分配，到了今天，中国土地分配的平均程度仍然要比印度好得多。想想看，印度一个没有耕地的农民，肯定要比中国有地农民的境况糟糕得多，而中国农村基本上所有家庭都得到了耕地。印度的无地农民如果找不到工作，就会很艰难，因为他没有安全保障。所以，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使得减贫在印度成为一个困难得多的任务。

　　另一类资产可以说是种无形资产，那就是教育。印度在普通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远低于中国。例如，即便在今天，印度劳动力队伍中还有相当高比例的文盲。教育的重要性在于，教育水平及与之相关的技术水平，决定了你是否能比较容易地调整工作。文盲的工作机会非常有限。穷人如果教育不足，那么即便是新的工作机会不断出现，他也会错过这些机会。

　　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不只考察低收入导致的贫困，而是看非收入因素的贫困。这里我特别要指出的是医疗和教育。我认为，不止是在过去的20年，而是在过去30年-40年，中国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成就都要高得多。我指的是普通人的医疗和教育。印度有非常光彩照人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等等，但我这里谈的是穷人，他们的境况要比中国差得多。例如，印度的婴儿死亡率比中国高得多，平均寿命比中国人低。所以说，非收入因素的贫困在印度更为严重。当然，其原因更多应归咎于政府政策，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政府在医疗和教育政策都不如中国成功。虽说近年来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的公共医疗服务状况在恶化，但尽管如此，总体而言印度的医疗和教育状况仍远比中国糟糕。

　　民主与减贫

　　经济观察报：但印度是个民主国家。

　　巴丹：是的。在印度，人们会抗议政府，同时在选举中，人们会选举愿意解决教育、医疗问题的政治家。这些问题不容易解决，虽然情况在改善，但改善的速度太慢了。

　　经济观察报：就经济学意义而言，你认为民主和减贫有关系吗？

　　巴丹：有。我个人认为，民主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它能向普通人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普通人都是人微言轻，但在民主国家能够得到更多的尊敬，至少是在选举期间。政治家如要赢得选举，就必须要取悦普通选民。与此相关的是，在民主制中，普通人有许许多多的抗议渠道。如果政府的一些措施伤害到了穷人，他们就可以立即提出抗议。在印度，虽说在穷人中也经常发生饥馑、饿死人的事件，但即便只有两三个人饿死，人们马上就会发动许多抗议，上街游行，这会迅速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所以我认为，民主能够预防一国发生灾难性的错误。

　　我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印度有着强大的环境运动和反对破坏环境的抗议活动，这是因为人们可以非常快地提出抗议。此外，在印度也会发生为商业发展而强行征地的问题，但是印度政府在这方面无法做得很过分，因为现在印度在不断地发生许多抗议活动。

　　经济观察报：抗议有时也会对减贫产生影响。

　　巴丹：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减贫努力。假设你要修筑一条大型公路，这条公路最终对穷人是有利的。在一些国家这件事可以非常快地完成。但在印度，即便政府决定了修路，可能都会有很多困难，会有人抗议。你会看到，这是民主的一个负面影响。

　　民主的另一个影响是，在民主国家中，经常要为赢得选举做准备。假设你是位政治家，而明年就要举行选举了，你知道一个项目在长期内将会帮助许多穷人，但在短期内将会有一定问题，你要对此做出抉择。在这种情况下，你不会选择这个项目，因为赢得选举是眼前的事情。你担心一年后民众对你的态度，因为你需要他们的选票，所以你就放弃了这个能在十年后让民众获益的项目。这就是“民粹主义”的情形：你关注眼前的事情，而非长期的投资。这是印度目前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也是民主带来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除此之外呢？

　　巴丹：我认为，印度民主还有一个劣势和一个优势。在中国，政府可以进行许多的试验。例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年并不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实施的，而是在一些省份，一些小地区内先开展的。这些试验行之有效。一旦发现试验成功，就加以推广。乡镇企业也是如此。但在印度，进行这样的试验要困难得多。因为有些试验行之有效，有些行之无效，但你开始试验的时候可并不知道会否有效。假如行之无效，我想中国政府就会很快取消该项试验。但在印度，一旦政府开始了某个项目，为一些人提供了工作机会，但如果项目不成功，这时如果政府要取消该项目就很困难，因为人们会失去工作，他们将会游行抗议。因此在印度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些项目已经明显失败了，但因为担心抗议，政府还在勉力维持。

　　经济观察报：你提到的优势是什么？

　　巴丹：你知道，在任何一个像中国和印度这么庞大的国家，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增长期间，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许多冲突，如贫富差距拉大、环境压力增大等，未来的冲突还会加剧。面对这些冲突时，如何应对和处理它们，如何使冲突各方通过协商逐步解决冲突，在民主制下，处理问题相对要轻松一些。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

　　巴丹：在印度，很多人会抗议，而抗议本身就是一种安全阀。人们出于愤怒上街游行，但会有人和他们对话，政治家会劝阻他们，议会将开会讨论。通过不断的对话，最终能够达成一个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这需要很多时间，但最终使冲突得到了更好的处理。所以，民主提供了一种更好地处理冲突的机制。

　　普拉纳布·巴丹：

　　生于印度，在英国剑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曾担任国际权威杂志《发展经济学期刊》主编18年，著有十余本专著，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增长理论、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发展政策和规划、农业问题、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分析等领域。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