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
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逝世了。人们都在缅怀着他的许多往事，特别是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贡献。而对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底层社会、成长于80年代改革时期的“青年学者”(以杜润生先生的高龄为参照系)而言，80年代即为中国工农及其子弟鼓与呼的杜润生先生，就有着一种今日一些“青年学者”难以理解的深厚感情。
我出生于1962年。当今中国很多知名学者，都出生于1962年。我曾经寻找在1959-1961年出生的同辈学者，几乎失败了。原因就在于那三年中国的变故。这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密不可分。1957年户籍政策出台以后，我这个游击队队员的孩子，因为“极左”政策，整整八年没有户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心惊肉跳的盲流生活，三口人以母亲捡破烂为生。后来风声日紧。母亲没有办法，尽管没有户口，1967年还是带着我们回到家乡湖南永州，希望家乡能够念在故人情分上予以收留，却因为一床棉被被盗而辗转到“岳村”讨生活。
因此，杜润生先生参与的改革事业，改变了我这一代工农子弟的命运。毫无疑问，杜先生对近30多年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这起码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他参与甚至主导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的制定。“文革”结束后，中国农村如何发展，是摆在当时中国领导人面前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破局，是由那些为了吃饱的农民自己的努力而有所改变的。不可否认的是，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主导农村政策的杜润生等人，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让民休养生息的情怀有关。
其二，他培育了一大批同样具有关怀、求真务实的农村改革者和研究者。当年杜润生先生将天下有改革精神的青年学子团结在周围，教他们如何研究问题，如何在约束条件下提出解决方案。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成为了今天仍然是主导农村发展的要员，如陈锡文等人，要么成为了让人尊敬的农村研究方面的主帅，如周其仁等人。杜润生先生虽然离开领导岗位许多年，他的思想和政策主张仍然在影响着中国农村的发展。
可以说，杜润生先生较好地完成了他那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这不仅仅得益于那个改革开放朝气蓬勃的时代，更在于他们那一代经历过土地改革、农村集体化及“文革”种种运动后的反思。没有时代的迫切需要，没有为适应这些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国家领导人，没有对各种苦难的深刻反思，没有对处于饥饿贫困农民的深切关怀，也就没有杜润生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性的成就。
正是在此意义上，纪念这位为中国农村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人，就要求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当今农村存在的现实问题。我们需要去了解并解决：这么多年来，农民的收入增长为何趋缓，城乡差距为何增大，农民工的权利为何得不到保障，农村生态环境为何变得如此严重，征地拆村中农村得到了什么。也许，我们再也找不到了杜润生时代所能找到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这类“奇招”，但脚踏实地去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在目前约束条件下去解决中国农村甚至全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正是杜润生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吸取百年中国变迁的各种经验教训，在杜润生式改革开放思想帮助之下，我们这一代学者正值壮年还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鼓与呼、为中国几亿工人农民的生存权和幸福权而奔走，立定心志一辈子脚踏实地研究。之所以毫不敢懈怠，根本动力就在这一份底层情怀。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