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李原
1937年，民族抗战全面爆发。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把中华民族拖入灾难深渊，也中断了中国民族工业崛起的“黄金十年”。
1927年到1937年“黄金十年”的说法，来自《剑桥中华民国史》。从1928年开始，依托于货币制度改革和工业建设计划，中国经济开始恢复元气。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10年间，中国修建了8000公里铁路，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年代翻了一番。
城市化进程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快速推进，1937年，中国出现了北平、上海、天津等人口过百万的大型城市。
繁荣和现代化之路初见曙光，就被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战火打破。历史学家罗荣渠估计，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延误了20年。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年间，沿海经济发展重点城市几乎全线陷落，上海的金融产业几乎覆灭。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攻破。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军事工业陆续搬迁往内地，一些著名的私营企业家也将产业迁离日本人的行军路线。
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民生凋敝，经济由国民经济过渡到战备状态，举步维艰。但仍有许多爱国和活跃的民族企业家没有安于命运、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或为国救亡图存、参与物资撤退转移；或在后方发展经济、支持前线战事；或在沦陷区坚决不与侵略者妥协合作。在抗战胜利后，他们也第一时间投入到生产恢复中，保存了民族的经济血脉。
卢作孚：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
柳传志曾谈到，自己最佩服的近代实业家是卢作孚。
“我绝不敢跟他比。抗日时期，他为国家运送物资，损失很大。之后又一心做建设，后来蒙受不白之冤。我做事情之前会盘算半天，而卢作孚完全是无私的。如果我处在战争年代会不会那样做，我不知道，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
卢作孚是重庆市合川人。1925年，他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用8000元购买了一艘小轮船，创立了民生公司。由于经营得法，到1937年前，民生公司已拥有轮船46艘，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的工业遭到严重损失，迁出工厂不到10%。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从上海、南京、武汉撤退到宜昌的重要工业物资约9万吨堆积在宜昌两岸，不断遭到日军轰炸，还有近10万多入川人员等待入川。
卢作孚后来回忆说，这些物资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卢作孚向员工发出号召：“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民生公司放弃了当年最后5个月里绝大部分的商业运输机会，倾全公司之力，昼夜兼程抢运，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人员和物资抢运到了四川。
这次抢运行动也被誉为中国的“东方敦克尔克大撤退”。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共抢运了各类人员150余万人、物资100万余吨、遭日机炸毁船只16艘、牺牲职工100余人。
卢作孚说：民生公司“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组织，绝对是一个帮助社会的事业。民生公司最后的意义决不是帮助本身，而是帮助社会”。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民生精神，成为民生公司育人用人、开发产业的指导思想。
范旭东：后方建厂
范旭东，湖南湘阴县人，他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1911年，范旭东自日本留学归国。当时，由于食盐由官商合伙垄断，优质精盐全由国外进口，价格昂贵。1914年，范旭东决心改革弊政，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自制精盐。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纯度达到90%以上。
在此基础上，1917年，范旭东又开始创建永利碱厂。在侯德榜等人的帮助下，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生产出优质纯碱，突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
1937年，塘沽沦陷后，日军包围了久大、永利厂。范旭东要求员工将厂内留下的部分蓝图和资料集中在制碱炉内烧毁。将部分图纸资料秘密保存，为到后方建设碱厂做技术准备。同时，范旭东将工厂向内地转移，继续在后方创办实业。
1938年7月，在四川自流井开办了久大自流井盐厂。在办厂过程中，范旭东积极支持侯德榜等人革新苏尔维制碱工艺，于1943年研究开发成功了联合制碱新工艺。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旭东正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永裕等厂接收原有财产之时，突然身患急性肝炎，经医治无效，于1945年10月4日逝世。
范旭东去世后，正参加重庆和谈的蒋介石和毛泽东中止会谈，一同前往重庆沙坪坝范旭东的家中凭吊。毛泽东为其亲笔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
荣德生：宁为玉碎
抗战时期在沦陷区上海，许多爱国企业家对日本占领者采取了消极和冷漠的不合作态度，他们为此要冒上极大的财产和生命危险。
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江苏无锡人。1896年，荣氏兄弟发现免税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好，决定筹办面粉厂。到1921年，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达12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生产的“兵船”面粉享有盛誉，成为了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
1915年，荣氏兄弟又创办了申新纺织公司。申新的“人钟”牌棉纱与“兵船”牌面粉成为全国闻名的品牌。
八年抗战期间，荣家在沿海的产业大多没能逃脱被摧毁和劫掠的命运。申新八厂、茂新一厂化为一片废墟，家族里三分之一的纱绽、一半以上的布机和五分之一的粉磨被破坏毁损，机器和设备也大都被“军管”劫夺。只有租界内的工厂能勉强维持生产。
1941年，日商觊觎荣氏纱厂，要他将申新一、八厂卖与日本丰田纱厂，遭到荣德生严词拒绝。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亲自来沪，邀请荣德生面谈。荣德生不变初衷，坚决不肯出卖工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抗战胜利前，荣德生拒不合作，深居简出，以搜购古籍、字画自遣，直到时局好转。
资耀华：货币反击战
资耀华，湖南耒阳人。1033年到1034年，资耀华于美国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1935年，从美国学习回来的资耀华赶赴天津。当时的华北局势混乱，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资耀华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以战养战，疯狂掠夺。1938年2月，华北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面贬低法币与联银券的兑换价格，另一方面利用法币深入内地抢购军用物资。
留守天津的资耀华联络天津市全体同行，在银行公会内巧设午餐会，交换信息，商讨对策，在沦陷区展开了货币反击战。
午餐会上，大家商议，将存放款法币和存联银券种类严格分开，选择方式自由，银行决不干涉。同时暗中与英、美、法等外国银行一致维持法币信用。法币可以兑取外汇，而伪联银券却根本无法兑换外汇。
由于天津租界内金融市场上的中、交钞票每千元比伪联银券还高十八元，群众怕伪联银券贬值，纷纷用法币存款。各行大多用伪联银券放款，致使工商业在市场上抢购商品，囤积货物。法币逐渐隐藏，伪联银券泛滥成灾。租界内人民和爱国团体竞相捐款捐物，暗中送往战斗前线，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