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逝者】
成思危先生常说“天道酬勤”，这是他一生奉行的座右铭，也是他对后辈的谆谆教导。
成思危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
他是中国民主党派的一面旗帜，心胸博大，知识渊博，卓识远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常说“天道酬勤”，这是他一生奉行的座右铭，也是他对后辈的谆谆教导。如今斯人已去，但音容宛在。
2003年秋天，在成先生的直接关怀下，我调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调研部工作，时年35周岁，是民建系统最年轻的处长。一年以后民建常委会议决定，我兼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秘书长。感戴民建会及成先生对我的信任，我在这两个岗位上也默默耕耘至今。
2004年，成先生研究发现，商业银行加快商业化改革步伐，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行业、大企业、大项目集中，恰逢监管层要求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退市，叠加的因素使得众多中小微企业难以得到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金融资源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在正规金融以外积聚了大量民间资金，使得填补基层金融空白有了可能。据此，他提出应在城市发展社区银行、在农村发展村镇银行，统称为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s）。彼时在中国这个概念何其新颖！随后民建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社区银行，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等3个题目作为来年的重点专题，时任民建中央副主席陈明德[微博]为组长，民建会员武胜利、杨蔚东、钟瑛等为主要成员，我有幸参与其中并作为主执笔人起草了专题调研报告。翌年，我们出版了《社区银行研究文集》，成先生亲自作序。而今，社区银行已然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告慰着成先生的心愿。
2006年，成思危先生说，“尽管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我在研究工作中仍然深感有关的资料不全和数据不足，难以进行系统的分析并提出切实的建议。”因此，他在促成中国人民大学建华研究院成立之际，就提出编辑出版一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年鉴》。他亲自出任主编，欧新黔、萧灼基、辜胜阻[微博]、陈雨露为副主编，包括我的12人为编委。那个夏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窗外晴空朗朗、绿树茵茵，成先生主持编委会议。其间，他忽然叫我名字说：“第四部分统计数据篇的工作，没有问题吧。” 我意识到这是第一次编委会议，所有编委的认识必须得到统一，我大声回答：“我们一定完成任务！”成先生说：“好。那就散会。”成先生的信任给了我们莫大的工作动力，随后的几个月，王惠文、赵静和我三人小组多次分头和集中跑部门要数据、分析数据、确定第四部分统计数据篇的编辑方案，在这个过程中，王惠文有一个时间较长的出国任务，赵静忙于报社的一个新任务，我就带着王老师的两个博士生一起工作，每隔十天左右给成先生发送电子邮件汇报进展，成先生通常回复：“好。继续努力。”在成先生带领、大家共同努力下， 800余页的年鉴出版了，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统计年鉴。
2009年夏天，民建中央派我去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挂职。那时候成先生已经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建中央主席职务，依然关注经济金融研究、情系民建。他出面为我送行，殷切地说：“民建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统战部的号召帮扶贵州毕节地区，我考察以后提出帮扶黔西县。这些年情况好起来了，我很想去看看。”我将成先生的嘱托记在心里，在挂职10个月的时候，以黔西县委县政府名义邀请他考察帮扶进展；并请示了相关领导，将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的年会放在黔西县召开，邀请他作报告。成先生在县里的几天非常高兴。他不顾山区工作的劳苦，驱车几个小时去新仁乡化屋村小学看望孩子们，他远远地就心情急切地大踏步地走进教室，却不慎被地面的坑绊了脚踝。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视察了民建中央援建的小学校项目、小水窖项目、基建项目，连续几个小时听取毕节试验区和民建帮扶工作情况汇报，连续几个小时出席民建财金年会，他带去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的同志还捐了款。
成先生公务繁忙，仍不忘记关心身边的人。他的时间是秘书在一个月以前就基本安排妥当的，以分钟计算。但是有一天忽然秘书通知我去成先生的办公室。他端坐在桌前，说：“今天记者迟到了，用这点时间和你谈谈。你得生小孩儿啊！”我笑说人各有志，成先生忽地站起来说：“你不能违反天伦和人伦啊！”回想起来，这是前后12年里我所见成先生唯一的一次生气。后来，时任常务副主席张榕明也两次找我长谈。感念领导人如此人文关怀，我在40岁的高龄去怀孕生子了。听到消息，成先生哈哈大笑，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李晔鸿（我的曾用名）昨天生了一个6斤6两的大胖小子！”并打电话给我说：“叫唐天赐吧！等他长大了告诉他，名字是我给起的。”
谨以此文纪念可敬可亲的成思危先生。
（作者系民建中央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