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第一财经日报》1月9日报道，越南药企(VellPharma)经过三年多的漫长诉讼，最终告赢中国食药监总局。笔者认为，这次事件，无论是从经济学意义还是从法理学，抑或是管理学乃至政治学意义上来看，都是一件非常值得重视也值得评论与研究的事件。

　　其实，如果不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像这样的诉讼案件，恐怕本无太多国人关注。正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给了国内外媒体、记者和公众对这次事件的解读以充分想象的空间。一是，这件事件意味着，以往“民”告“官”那昭然若揭的审判结局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民”告“官”，“官”不一定赢将成为一种常态。换句话说，只要“民”告到路子上，告在点子上，“民”当然是可以告赢“官”的。也就是说，今后打官司打的乃是一个所谓的“理”字。过去的这个“理”字，往往指的是道理，但仅仅指道理是不够的，毕竟“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理”将更多指的是一种法理，乃是天理，是公正、公平和公开的司法，而不是其他。

　　二是，目前的国际经济学界都在普遍关注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营商环境将决定什么样的企业经营绩效。其实说白了，目前国际资本跨国界的流动，角逐的已不仅仅是最终的利润，而在很大程度上角逐的乃是一种有利的、高效的、廉洁和便捷的营商环境。理想的营商环境到底指的是什么？学界的定论之一就是公平、公正的司法和法治环境。因为如果缺乏必要的政府公共服务，企业运营的成本将会无限的高。而公正、公平的法治环境将能给予企业运营、发展良好的产权保护、透明的信息规则和稳定的未来预期。

　　三是，这次事件还向外界或者业界清楚、明白地传递了另外一个十分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无论是在企业经营的过程中还是在政府从事管理的过程中，全社会都应该充分关注三个主体，其一是市场—调节经济活动的主体，其二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主体，其三是法治—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制定社会规则和制度、保护公平与公正的主体，这三者不可偏废，也不可互相逾越。

　　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博士、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