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户不再是缴纳社会抚养费的筹码，新生儿无需准生证，仅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落户。据《半月谈》报道，山东省和江西省南昌市的户籍部门相继推行新生儿户籍办理新政，“对未婚生育、计划外生育、超计划生育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出生人口，绝不允许随意设立任何前置程序和附加条件”。

　　严格来说，媒体报道中用罚款来指代“社会抚养费”并不妥当，虽然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因超生而缴纳的“社会抚养费”项目视为一种罚款，这种认识所沿用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超生罚款”说法。但是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法》的规定，对于未缴纳所谓“社会抚养费”的公民，法律所设定的罚则仅有“加收滞纳金”一项，并未对违反该法所生育的子女设定其他惩罚性措施，更遑论不予上户口、不予入学等歧视性对待。

　　但是在长期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对社会抚养费的追缴，各级政府层层加码，尤其是将社会抚养费追缴情况与计生部门工作业绩考核(甚至是工资待遇)相结合，导致各地在追缴社会抚养费的问题上穷尽各种手段。比如对违法生育子女人为设定户籍门槛、就学门槛，而且具有普遍性，且屡试不爽。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将是否缴纳社会抚养费异化为能不能上户口、能不能上学的先决条件和前置程序，让上户口、上学这种民众生活的必需公共服务成为被劫持的筹码。

　　当公权力以最基本的公民福祉为要挟，以实现某种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其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带来的不仅是社会不公，更是社会治理与社会进步的巨大隐患。大量的所谓“黑户”存在，使得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偏离真实数据，对各项社会发展指标的衡量失焦，无法给决策提供准确的信息，更严重的是让数以千万计的社会成员，在就学、就业乃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上无所依靠。而被征收来的所谓“社会抚养费”，不仅去向成谜，并未回流于社会公共领域，反倒成为供养某些职权部门的重要资金来源。收取和消耗社会抚养费所带来的巨大部门利益，让职权部门本身成为计划生育改革的不小阻力。

　　长期以来，鲜有部门愿意从依法行政的角度去看待计生执行中的越权问题，当然这或许本就不能奢求权力者自我觉醒式地去反思，以及自我限制。所谓“法无授权即禁止”，对于政府公权力机关来说，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事项和领域就是禁止触碰的边界。不论是现行计生法对不缴纳社会抚养费所设计的法定罚则，还是义务教育法、户口登记条例对公民上学、上户口的要件式规定，均未将是否缴纳社会抚养费与后者的诸项公民权利建立丝毫联系，这无疑就已经为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明确了标准和界限。由是观之，山东、江西所施行的新生儿户籍办理新政，与其说是勇于创新，不如说是对现有不合理规定做初步的清理，对以往政府超越法定职权的行为“做减法”。

　　“做减法”，一方面是将以往行政机关自我赋权所产生的条条框框，尽数削减，让权力回到法定的范畴与程序，让依法行政成为必须要遵循的准则，比如山东省、江西南昌在户籍注册上的“新政”，就是“做减法”的实践。另一方面，对于户籍改革的沉疴，同样需要“做减法”的努力，即让以往负载于一纸户口簿上的诸项社会基本福利，教育、就业、婚姻、社会保障等等，逐一剥离，让户籍回归本来面目，而非再人为划定出所谓的等级，这样的“减法”则着眼于公民平权的努力。越来越多的权力新政，应当而且必须回到对权力自身的反省，对权力范畴的重新厘定，用简政放权来为权力自身做一做减法，这是抵御权力扩张冲动的尝试，或算一个值得期待的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