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与慈善就像一对双胞胎，总是形影不离地出现在我们眼前。“4·20芦山地震”发生之后，公众在为同胞逝去感到哀伤的同时，也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了震后的慈善援助。一个分外鲜明的现象是，本次慈善救援中，具有行政色彩的红会再次被抛入舆论的深渊，另一个更具民间色彩的公募基金——— 壹基金组织则获得了公众广泛的青睐。社会评价的持续走低，最终迫使由去年年底方才成立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在近日决定，将在芦山震后救援行动收尾之后，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

　　红会方面重启调查，显而易见是出于目前的舆论重压。兴许在芦山地震前，红会内部的人亦不曾想到，两年前因为一个炫富女孩而遭来的社会负面评价会持续如此之久，甚至在灾难发生之后，还爆发出更大的回潮。但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毕竟已经到来，且可以预见的是，如果红会的形象继续与被标签化的“郭美美”产生直接关联，每逢自然灾害，红会都免不了要被网民所厌恶和鄙夷。

　　按照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发言人王永的看法，了解、关注郭美美与红会信任危机的人，很多都明白郭美美与红会其实并无关联，只是红会自身的调查报告缺乏公信力，无法做到自证清白。这样的观点若从微观上讲，也许不无一定的道理，但如果将郭美美看成是公众误解红会的一个由头，那一定是大错特错。因为郭美美炫富所引发的，并不仅仅是公众对于红会与其的关系的不满，而是长期以来公众对于红会运作封闭混乱的极端不满。

　　当然，曾长期将监督抛却脑后，将公开视如儿戏的红会一定也明白上述道理。为此，“郭美美事件”之后，红会也多次向社会公众表达了启动改革的决心，其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更是认为：红会改革势在必行，只有改革才能应对各种挑战。从赵白鸽上任后的情况看，之前臃肿滞后的红会的确释放出了一些新现象。至少，在信息公开平台的搭建，在面对舆论方面的技巧，有了显著的进步。

　　然而，公众的偏见不是无缘无故形成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更重要的是，红会目前所启动的改革与公众的期待还存在相当距离。从2011年9月赵白鸽上任，到2012年8月公布《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红会的改革存在一个基本特征，即重技术而轻结构。何谓重技术？实际上就是在信息公开、舆论应对方面有进步，懂得如何去调动舆论。何谓轻结构？是指红会在确定自身与政府的关系时，没有选择远离行政地位，以确保自身的独立性，而是坚定地靠向了政府，将自己定位为“政府在人道救助领域的助手”。

　　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足鼎立，是现代社会保持内部权力制衡、公共利益得到维护、公民权利得到捍卫的一个背景性条件。慈善机构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与市场和政府应当成为“伙伴”，而不是它们之中任何一家的“助手”。尽管在社会组织崛起初期，这类机构免不了要接受政府和市场的援助，但在机构定位上，如果红会选择的是向政府靠拢，而非独立于政府，那么红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将永远不可能平等。

　　的确，从传播学的角度切入，通过重启调查，将业已标签化的“郭美美”与红会实现彻底切割，客观上对于恢复红会的形象将有一定帮助。但问题的核心显然不在于一个炫富女孩是否存在，而在于红会在定位上对行政地位的恋恋不舍。这势必造成了红会在先天上就存在“独立性不足”的缺陷，而一个不够独立的组织想要重新赢得公众的公信力，注定只是一个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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