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后，新型城镇化再度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地产商、基建商和地方政府也多是雀跃欢呼。从各级“两会”推出的政府工作报告来看，似乎新一轮的投资热潮就要到来。然而，在研究全球典型城市的城市化率与政治事件的关系之后，我发现，城市化率达到50%实际是一条与城市风险相关的、重大而关键的警戒线。

　　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城市化率是50%；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进入漫长的军政府统治时期，城市化率也是50%，还有巴西以及历史上的英国。历史告诫我们，每当城市化率高于50%时，社会就易于陷入动荡不安的风险之中。

　　2010年，拉美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北美的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城市化率高达79.6%，仅次于北美的80.7%，高于欧洲的72.8%、大洋洲的70.2%、亚洲的39.8%和非洲的37.9%。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的时间，而拉美国家仅用了25年。

　　拉美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公路上的快速行进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人口大量聚集在超大城市，例如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集中了全国52%的人口、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集中了全国45%的人口、巴拿马高达66%……人口的过度集中，使得现在全世界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纷纷表示要限制人口的迁徙。二是贫富差距严重分化。以巴西为代表的很多拉美国家经历过经济增长率年均10%以上的发展情况，号称“巴西奇迹”。这种快速的工业化导致了人口的集中，加剧了贫富分化。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表明，当城市化率超过50%时，总收入分配差距往往呈现大幅扩大的趋势。

　　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城市管理压力大增，而压力之下，城市政策更加粗放，这又导致了大量社会矛盾的积累，社会系统出现混乱，城市生活品质出现整体下降，犯罪率上升，普遍的道德溃败等。问题和矛盾日益累积，城市社会张力趋于极限，这样的一幅图景并不像亮丽的物质环境那样令人感到乐观。

　　客观而言，当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会呈现出一边是动荡、一边是机遇的转折状态。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充满不稳定性，一方面是城市空间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是社会阶层和生活方式的不稳定性。我们必须看到，城市化率达到50%之后，城市可以利用的土地相对越来越少，无论是从农民手中征收耕地，还是从旧城改造中拆迁安置，拆迁成本日益高涨，而此刻城市化又正好进入加速期，刹车不易，土地问题导致的社会冲突将会特别剧烈。据统计，在中国，土地问题已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成为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

　　此外，城市化率达到50%以后，大量人口进入陌生的城市，外地人、本地人，农民工、城里人等不同层级的人口对各自权益的诉求会产生大量的冲突和摩擦。近年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镇化农村，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十分严重，有的行政村，本地人只有一两千，外来工有三四万。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迥异的两个群体朝夕相处，情形变得复杂起来。外地人与本地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公共福利差距，一些地方政府和本地居民对外来工的制度歧视、意识歧视、管理歧视和生活歧视，使一些外地人开始萌发对立情绪。

　　不仅是农民工层级的外地人与本地人的冲突，中产阶层的权益诉求也日益增多。随着城市化率跨越50%大关，中产阶层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这些新成长的中产阶层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会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几年京沪的中产阶层联名要求放开两地的异地高考门槛就是诉求之一，他们的需求如果持续得不到关注，也会埋下动荡的伏笔。

　　快速的城市化，人口不断聚集，使得城市空间和社会阶层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同时还带来了高能耗、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的城市病患，这些诉求和隐患最终都将会转化为政治诉求。因此，50%的城市化率警戒线并非只是一个无关轻重的数字，它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方向，也是提醒我们转变发展思路的一个警戒线。（陈功 安邦集团董事长，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