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年会专报】“现在依法治国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不是说哪条法律健全不健全，哪条法律制定出来了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有法不依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政府还能不能真正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转的问题。”2012年11月29日，“《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在年会《议题二：从法制经济到法治社会》上如此表示。

　　孙立平说：

　　今年7月初的时候有的地方请我去做一个讲座，开始跟我联系的时候说什么时候请我做一个讲座，我一看时间我说行，我说讲什么？他说讲依法治国，我说讲依法治国不应该找我，我是搞社会学的，你应当找法学院的教授和专家讲这个问题。但是，他说不行，他说市里领导就让你来讲，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去了，我想他让我讲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依法治国的问题，法治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简单是一个法律的问题。所以，到了那儿我首先就讲一个问题，我说现在依法治国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说现在依法治国对于中国来说已经不是说哪条法律健全不健全，哪条法律制定出来了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有法不依的问题我觉得已经不是这样的问题了。

　　那么，依法治国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政府还能不能真正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转的问题。从更现实的角度上来说，就是我们破坏法治破坏了这么多年，造成了无数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有没有办法能回到法治轨道的问题，我觉得中国依法治国已经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当时我首先就来谈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政府还能不能真正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转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江平教授就讲过一句话，说在维稳当中中国的法治是一个大倒退，最近这些年，我们对法治的破坏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一般的破坏了，我觉得这个破坏表现的最为突出的，最为严重的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这些年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和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完全格格不入，而且是越走越远的这样一种政府的运作模式。

　　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可以想，一个依法治国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你一届政府也好，政府的领导人也好，办事人员也好，最高的原则是执行规则，执行法律。但是，假如说就是严格的按照规则，按照法律来办事儿，这事儿没办好怎么办？首先不能追究你的责任，不能拿你乌纱帽质问，首先得反映这个规则是不是有问题，然后通过改进这个规则，改进政府的工作。但是，各位可以想，在最近我们这些年维稳的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了一种什么的政府的运作模式呢？最简单的说，就是我就要一个结果，怎么做，我不管。这个模式可以说是一个极为恶劣的模式。你看我们现在维稳是这套，反正这个地方不能出事儿，怎么不能出事儿，你自己想办法，计划生育是这一套，反正孩子不能生下来，至于怎么不能生下来，还问我吗？自己想办法去。包括现在日常工作的运作，我们都是这样了，前几天我碰到一位税务局长，他说我跟谁讲理去，我今年税收任务的增长就是20%，我们这破地方今年经济增长7%都到不了，但是税收增长就是20%，市政府定的硬指标，怎么去征，你自己的事儿，你想办法，你征得来征不来，征不来趁早说话，有征得来的，把这局长让给别人当就行了。

　　现在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这么运作的，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我前些天提出了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太难听了，一般我不愿意说这个概念，我把它叫做“作恶授权”，就是在这样一个政府的运作模式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有一个授权的过程，就是我默认甚至鼓励你用违法规则，违法法制的方式做这个事情。你为了达到我的目标，你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觉得对于现在法治的破坏，我觉得不能理解的是那种支离破碎的那种破坏，而是形成了一个整个的和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这样的一个政府的运作模式。我觉得这是我当时讲这个问题的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刚才我说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还能不能真正的回到法治的轨道，我们现在政府老讲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各位可以想，哪儿这么简单的事儿？甚至有人把它想的比较简单说我今天破坏法治了，明天不破坏了，回到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不就依法治国了吗？但是，哪儿这么轻松的事儿？你今天说回到法治的轨道，我按照法律办事，昨天的事儿怎么办？你刚做的，这个用违反法律的方式来做的，你解决不解决？那把昨天的解决了，前天的一堆这事儿呢，都跟这差不多，你怎么办？所以，现在我觉的从现实来说，我们现在能不能真正的回到法治轨道已经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