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日前，2013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国家公务员考试正式开考。宁波国考考场前出现不少豪车，一对情侣开宾利前来参加考试，男方前后考过6次，因为女友母亲要求：考不上公务员，别想当女婿。 (11月26日《现代金报》)

　　当年房价往上窜的时候，专家老总们“华山论剑”，此后“动因论”五花八门，其中就有著名的“丈母娘刚需说”——丈母娘要房子，于是准女婿就多了买房的“刚需”。宁波国考的事例似乎又说明，当丈母娘要公职的时候，国考就成了准女婿的“刚需”。好在，丈母娘也不是狼外婆，姑娘说得很实在，“考不上，莫非还真把我们拆了不成！ ”

　　中国自古有句老话：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逼着准女婿参加公考的丈母娘或者有点略显夸张，但其实任谁都看得出来：丈母娘把公考弄成“刚需”，本质未必在于“公务员”这个职位，而是偏执于女儿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一份收入调查前几日在民间流传，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尽管每个人心目中的数字各有不同，但“人心思稳”的取向跃然其间。也许，沧海桑田之后，上一辈人更看重职业的稳定预期，虽然有些“市侩”，不过情同此理。

　　公务员热常年不得 “退烧”，一方面固然有 “就业刚需”的客观原因，譬如，教育部刚刚发布的通知指出，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另一方面，显然有着类似 “准女婿”般更复杂的主观因素。

　　一个公民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不过是郎情妾意般的个人自由。但如果各行各业的精英都蜂拥去做公务员 (譬如研究生争当清洁工、IT精英安于一张报纸一杯茶)，则社会人力资源配置机制想必是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一是财富未能给民众更多安全感。 《孟子》有云，“有恒产者有恒心”。准女婿开豪车，甚至还进了事业单位，但丈母娘还是觉得“不甚靠谱”，逼着其成为真正 “体制内人”——说到底，是对财富与能力的不信任，而只相信权力能庇佑公民权益。这个想法当然是不对的，但在现实中，我们似乎又时常验证着这种逻辑。尽管法律已经明确规定 “公民合法私产不受侵犯”，“非因公共利益不得征收征用公民私人财产”等基本原则，但在监管失灵或监察真空的地带，无限扩大的“公共利益”有时还是会成为侵犯私产的合法借口。当财富不能带来更多安全感时，随时随地的“不踏实”就会加剧私权的不自信、不安稳，进而寻求“公务员”身份来平定这种惶惑感。

　　二是在道听途说或者耳闻目睹的现实中，不少人对权力弹性仍寄存着无尽想象。有调查显示，超过50%的被调查者承认，想象中的“公务员特权”是报考公务员的最大诱因。这样的想象未必没有事实来佐证——以下真实的故事可以说令人深思：山西青年马啸大学毕业后，拒绝父母安排的工作选择北漂，干了5年编辑终于等到晋升机会，却被副社长推荐的关系户挤掉；去年年底，心灰意冷回到山西，在父亲的庇护下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法院系统，再次用关系挤掉了别的竞争者。上升通道的狭窄、多姿多彩的 “拼爹”，令公职多了稳固而长袖善舞的公共预期。

　　此外，有钱的也要混个“公职”，这在当下而言，或者也代表了社会对职业尊卑的现实评判。中国经历过长期的重农抑商传统，金钱与地位、财富与能力、资本与价值……这些本该对等的关系，确实还未能完美匹配。于是，更多“丈母娘”便坚定了自己的价值取向：公务员是“官”、非公务员是“打工仔”。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只有构建起“体面而有尊严的职业体系”，让公务员之外的其他行当不只是嘴上推崇的职业，公职岗位才不会继续“一枝独秀”。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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