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星

　　西北本缺水，这是自然条件。但西部大开发，西北经济社会的发展势在必行。

　　水资源紧缺怎么解决？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剖析下水量的分配。

　　敦煌的灌溉面积从上世纪50年代的13万亩已扩展到2011年的44万亩，游客狂增到年200万人次，还有大步进展的工业。敦煌区域水资源总量为4.48亿立方米，全市总用水量4.5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占4.16亿立方米，是绝对的大头。

　　由于超采地下水以弥补发展需要，近20年来，敦煌沙化面积扩大了20平方公里。

　　2006年，敦煌最主要的河流，发源于祁连山、年径流量3亿立方米的党河甚至一度断流，范长江先生曾记述“泉深十数丈，终年不涸”的月牙泉几近消失。当时媒体惊呼“敦煌不能重演楼兰悲剧”。

　　修建大型水利设施来应对水资源紧缺，几乎是西北地区共同的选择。

　　2011年11月，投资47亿的敦煌水资源利用项目启动，其中，引哈尔腾河水入党河的引哈济党为核心工程。计划从年径流量3亿立方米左右的哈尔腾河，向党河引水1.2亿立方米，补给敦煌。

　　从哈尔腾河向党河调入三分之一以上的水量，会对哈尔腾河流域的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不得而知，而哈尔腾河流域一刻都不曾停止荒漠化的脚步。

　　调水保敦煌是目前必然的选择。没有水，就没有绿洲，沙漠将轻易吞没莫高窟，也就没有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一切。

　　但调水之下，至少要考虑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作为用水占比奇高的农业灌溉面积，在西北能否适当减量。

　　历史上，河西走廊是农业区，在农耕文明时代，它对当地的繁衍生息发展起决定作用。但在现代，它既非中国的商品粮基地，也非某个经济作物的重要产区，适当减少灌溉耕地无关大局。

　　当然，这也附带两个因素，一个是城市化进程，能否消纳从土地上转移出来的进城农民的就业 ；另一个是生态移民的财政支出成本。

　　去年，在近张掖的内蒙阿拉善盟做气候变化考察时发现，有个村落本因退牧还草而从贺兰山上迁至，牧民转农民，耕种玉米等作物，耕地紧邻步步紧逼的腾格里沙漠。当地作物灌溉几乎完全靠地下水，而打井要到地下150处才有水，即便如此，按测量，当地的地下水也只够用30年，而这土地上的产出并不能维持生计。那为何还要耕种，答曰，如果全部转移至城市，当地政府无法支付成本。

　　但如果要算算长期生态账的话，估计要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腾格里沙漠是北京沙尘暴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中国因粮食安全的考量，划定18亿亩耕地红线，但中国地区差异，自然条件差异又极大，一以统之的制度安排需要因地制宜的调整。

　　二是，缺水就调水，本不得已而为之，但现在几乎成了各地较为普遍的大工程投资项目。而尤为关键的是，调水量的多少，似乎并无标准。

　　一些水利专家提出，调水量不宜超出径流量的20%，否则对流域生态将带来灾难。地下水和地表水需要联合调度，还要规定水权拥有者的年引水量、引水速度、引水季节、引水方式、引水口位置、使用目的、使用地点，但这些细处现在并无谨慎考量。

　　三是，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水农业命题。在中国，即使在北京这样缺水的特大城市，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比例极低，西北地区亦是如此。

　　节水滴灌在西北一些地区开始推行，敦煌也有莫高镇万亩节水示范园区，但杯水车薪，未有大规模推广，这也与滴灌成本有关。

　　总之，西北地区的“调水”，首要因素要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避免沙漠“握手”连片，如果城不复存，何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