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东

　　 由近及远的幸福圈层

　　 这里简单讲一下我们近期研究的一个小小的体会。我们在研究幸福感的过程中，提出了幸福圈层理论。幸福感分别受个人特质、家庭、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自然环境等五个方面的影响。人作为最基本的行为单位，由近及远，置身并活动于亲人、熟人社会、生人社会之中，形成了一个“幸福圈层”。

　　 首先是个人的特质。幸福作为一种趋乐避苦的感受和追求，其本质是一种个体化的意识和行为。基于性别、年龄、职业等等的不同，不同人之间会存在幸福感的差异。

　　 其次是亲人组成的家庭，家庭是人生活的基本单位。

　　 第三是熟人社会，就是所谓的共同体关系，包括同事、邻居、同学、同乡、团友等等，通常表现为包容、适度、稳定的人际关系和公共空间，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显性的正向影响。在经济学中，这种关系网络也被称为社会资本。

　　 第四是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的中心环节是政府/民众关系和市场/个体关系，人与人的沟通方式基于一种广义的契约。法治水平、交往规则和社会道德状况等，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

　　 第五是自然环境。人不仅是社会动物，还生存于天地之间，在大自然当中。自然对人们的幸福感有着极大的影响。

　　 影响幸福感的几个变量

　　 从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参与组织了每年一次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它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这是现在国内做得比较好的社会经济调查，每年对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委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涉及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它是针对全国展开的一般综合性调查，而非按照幸福感研究的框架设计的，但这些调查涉及的变量能基本满足幸福感研究的需求。

　　 我们基于这一调查研究了中国的国民主观幸福感，下面简单介绍部分主要的结论。

　　 第一，幸福感与年龄的关系。我们发现，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国民主观幸福感的分布，大部分处在比较幸福的一个阶段。而幸福感随年龄层呈U型分布。城市人口幸福感的最低点大概出现在50岁。不分男女，50岁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女同志刚进入更年期，男同志可能事业快到顶了。农村人口的U型底出现在40多岁。相对来讲，农村居民40多岁爸爸就得给孩子准备房子了，准备娶媳妇，但城市可能要晚一点。其实这个阶段可能是家庭收入和社会地位最稳定的时候，但恰恰是幸福感最低的时候。老年人为什么高呢？这是因为期望值的关系，老年人更容易知足常乐，幸福感因而会更高。这个U型分布，在国外也比较明显。

　　 第二，幸福感与教育的关系。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思维水平越高，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越强，职业、满意度、社会地位越高，这些都影响到幸福感。但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微妙的现象，就是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幸福感曲线有下降的趋势。这或许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期望值越高，但实现能力并没有相应的增长，因而影响了幸福感。

　　 第三，幸福感与收入的关系。幸福感随着收入的增加先升后降，更高的收入、GDP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幸福感的增长。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收入由匮乏到较高水平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幸福感与收入增长是正相关的。这一阶段恰恰是政府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不要想着已经富起来的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的收入跟幸福感是正相关的。

　　 第四，婚姻状况与幸福感。婚姻越稳定，幸福感越高。而夫妻之间的收入差异对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男性来讲，收入高于配偶，或者和配偶差不多，是幸福感最强的；如果老婆挣得比我多，这种情况幸福感最差。反过来，对于女性而言，如果挣得比老公还多，幸福感是最差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里老婆挣得多的话，两个人都感觉不幸福；对于女同志来说，我钱挣得比老公少，我的幸福感是最强的，大家觉得这是传统的，是应该的。这一点其实农村和城市差不多。

　　 （本文根据作者在“赛欧全民幸福指数研究报告”发布会上的讲演整理，未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