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9月15日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尽管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许多人记住了李昭的身姿：手持一块纸板站在西安的马路上，纸板上写着“前方砸车，日系调头”。这张令人动容的照片，在微博上被转发10余万次，网友评价：“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为这晦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许的亮色。”(《中国青年报》9月19日)

　　在翻滚的戾气面前，李昭是勇毅的；在非理性的盲动面前，李昭又是清醒的，因而显得可贵而可敬。诚如报道所称，在那天，李昭和其他许多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理智和良善，构成社会基石，构成足以对抗狂热和丑陋的“拐点”。

　　我愿意把李昭看作一名合格的公民，因为“他在自己站立的地方为这晦暗的一天留下了些许的亮色”。公民，不是虚空的概念，更不是脸谱化的标榜。公民，有勇气做什么，更有勇气不做什么，从人群中抽离出来，向暴力说不，就是公民；公民，是一种状态，可以选择独善其身，更是行动，矢志传递社会正能量。李昭存在的意义在于，他不世故，更不逐恶，不仅如此，他是一个有责任的青年，并且愿意将责任展现出来，“你若欣赏自己的价值，就给世界增加价值”。

　　学者朱学勤说过，公民意识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以及监督。当民众侧身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如果把李昭的行为，看做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那么刘艳峰的行为，显然是对公权力的监督。9月1日下午，三峡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刘艳峰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陕西省财政厅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陕西省安监局局长，因配戴多款名表而被称“表哥”)个人2011年度工资。18日下午，刘艳峰被电话告知，陕西省财政厅已就其所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相关答复内容已通过特快专递寄出。

　　监督公权力也好，维护公共利益也罢，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公民意识的表现，背后都站立着一个共同的名字：公民。无论李昭还是刘艳峰，他们都很年轻，却有一种不流俗的锐气；他们不甘沉默，做怀有公民意识的行动者。我们未必是直接的受益者，却感受到了良善与正义，从而增添对当下与未来的信心。因为，公民意识的复苏与生长，人性的勃兴与舒展，总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有序、更进步和更美好。

　　“千差别，万差别，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曾如是感慨。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公民越来越多；中国的今天，公民意识正在润物无声地成长，我们有理由相信公民不是奢侈的字眼，公民意识不是莽撞的怪物。但很显然，现实离我们的预期还有距离。比如，李昭始终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就像你在新加坡不乱扔烟头，肯定没人给你鼓掌”，舆论的热情赞许一方面让他开心，一方面又让他有点寒心。李昭的寒心，折射出现实的苦寒，因为李昭太少，所以他成了新闻人物；因为敢于向戾气说不的人不够多，所以他的行为备受激赏。

　　“斯世清浊，全赖我辈激扬”，社会的良性改观，需要更多的李昭，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葆有公民意识，而不是只做键盘公民，更不能做公民的敌人、公民意识的破坏者。而于公共权力而言，除了呵护与激发公民意识，也应该主动适应和推动公民意识生长，比如面对公民的权利诉求，主动晒三公；面对公民的叫板，能够谦抑，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此外，对民众还应多一些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方面的培养和操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