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离不开政府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对契约的执行，但并不需要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现有秩序，而是要政府为市场运作提供必要的法治基础。

　　最近这些天，有保钓运动的新闻，有湖南永州唐慧案的后续，亦有周克华案的一些疑云，但我还是被几条相继出现的关于市场秩序的新闻所吸引。一则消息说湖南省长沙市场收费乱象，小贩辛苦贩卖所得，不足其赚钱总量的百分之十。省长知晓此事后，为小贩维权，说不管是谁投资的市场，都要接受政府的监管和指导。这话初看没错，但引发这种收费乱象的实质，本身就是钱权交易的结果。换言之，已经有某些害群之马的官员在其中贪利，再来个政府监管和指导，叠床架屋，恐怕造成的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权力更大。

　　事实上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广东东莞所发生之事，可为前事之鉴。“东莞石碣4名局长落马后市场物价下降10%”，这些官员深度介入市场，成为市场主要经营者的保护伞，从而使得物价畸高。颇为吊诡的是，这批被挖出来的保护伞之所以能成为保护伞，当初可能也是打着整顿市场之名，而行垄断和扰乱市场之实。还有新闻进一步说，“广东半年查出1931个充当保护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说这种社会运动式的市场整顿不凑效，但这种“凑效”是表现为短期内的迅速整治，并不是法治范围内的长治久安。其流弊便是一阵风式的管治，等风头一过，便死灰复燃。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说，“2010年，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在各地铺开，共有69个县(市、区、旗)成为试点单位，北京市西城区名列榜首。”无论媒体还是专家，乃至有些官员，都说“政府推动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已成趋势”。因此“阳光政府”和给权力套上缰绳的说法，四处喊得震天价响，但实际效果如何呢？比如北京西城区权力运行的5000余项清单中，绝大部分事涉行政处罚，你能保证可以对它真正套上缰绳么？政府官员来自任命，政府机构有着强悍的自利驱动，具体实施者有贪腐的条件和能力，你能让他们自己解决问题么？你能不能想象一匹毫无约束的烈马，自己给自己套上缰绳？

　　湖南、广东、北京三地所发生的事情看似不同，但其深层原因有其内在同质性。即政府的权力过大，对市场和民众的生活介入过深，不遵循“守夜人”的原则。有的政府机构和官员，不仅不“守夜”，监守自盗不说，还变成打家劫舍者的保护伞。充当了保护伞后，又假装来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官员指示、社会运动乃至群众运动的市场整顿模式，只会进一步膨胀政府机构和官员的权力，无助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湖南小贩被收走百分之九十几的利润，便是必然结局，表面上此次因省长指示而有所改进，但权力君临市场的性质有没有变革？这段时间，沈阳市众多商铺因担心被政府部门强征税费，而大规模关闭，到后来又奉政府之命，重新开启，其实质也是政府强权的无处不在。

　　真正良好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可是我们的政府机构和官员，却借每一次貌似为民整顿市场的机会上位，扩大自己的地盘与权力。当每次叠架而成的极大权力出现更糟的新情况时，又来一次一阵风的整治，这不仅侵蚀民间少得可怜的自我组织维护—如同业公会的自治，而且使政府成为巨型利维坦。市场离不开政府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对契约的执行，但并不需要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现有秩序，而是要政府为市场运作提供必要的法治基础。

　　当民众对权力没有有效制约手段的时候，我们怎能期望权力者公平地提供有效的私产保护和契约执行？如果没有真正独立的法治系统来保证市场规则的实施，只有依靠不受制约的权力来频繁整顿，那么一个健康的市场怎能在此种情形下实现？健康的市场运营需要基于平等自愿的原则，而充斥着保护伞机制的市场运营自然违背这样的市场原则，因而扭曲市场的价格，减少了经营者的利益，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并使社会整体利益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