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昱航

　　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两名教师因超生第三胎子女而被开除公职，还面临着党内处分和罚款。此事再次引起人们对计生政策的批评：有钱人只要交得起“社会抚养费”，往往可以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在同样的生育资格条件下，穷人不仅无法承担“社会抚养费”，超生后还面临其他风险──计生政策造成富人和穷人生育权的不平等。(《中国青年报》9月2日)

　　对违反计生政策者收取“社会抚养费”，其实在现行政策下有其合理性。计生问题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在政策执行中不恰当地强制引产、强制采取医学性节育措施，这些都受到了强烈批评，有官员甚至为此承担了法律责任。而“社会抚养费”，通过增加生育成本的方式让公民主动节制生育，是最不坏的选择，也是计生政策在执行中不断自我修正的结果，至少目前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法。 

　　同样的“社会抚养费”，对富人和穷人产生的影响当然不一样，于是造成富人和穷人在生育权利上的事实不平等。但是，不能因此在处罚富人超生时，就采取不一样的尺度。有人建议，解决富人、名人超生问题，可考虑用更多法律惩处手段对“单一收费处罚”进行补充，如将名人、富人超生纳入诚信监督范围，建立企业或个人诚信体系，把这个人群的超生和企业信誉度、个人诚信度挂钩。现实执行中，不但计生部门界定名人、富人的执法成本高，更重要的是，同样的违法行为，富人承担了不同的法律后果，这增加了富人的义务，而且可能侵犯富人的隐私。 

　　然而，同样的超生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这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被开除公职的两名教师，其“社会抚养费”肯定少不了，他们甚至还为此丢掉饭碗。对于这些长期在单一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缺乏其他工作技能，其被开除公职后面临的生计问题更为严重，这比罚款严厉得多。这类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 

　　可这种制裁，却不是所有超生者都会领受的，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农民等群体，就不存在被开除的问题，超生时交钱就能了事，这明显属于同事不同罚。计生政策之所以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执行得好，皆因“开除”威慑力巨大，公职人员在生育自由度上是不平等的。 

　　同事不同罚还存在于各地对超生的处罚尺度不一样。《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由于严宽不一，不同地方，同样的人口密度和资源承受条件，处罚力度可能大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地方的规定，也给执行人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造成不同的人超生，缴纳的“社会抚养费”不一样。

　　计生政策中的同事不同罚，造成公民权利的不平等，而且不利于计生政策的执行。因此，有必要统一处罚措施，比如规定只能收取“社会抚养费”，禁止其他处罚措施；“社会抚养费”的收取标准，还应由中央某一机构集中审核。 

　　至于“社会抚养费”造成富人和穷人生育上的事实不平等，这可能是制度的通病。同样的选举权，富人和穷人会因为争取选民的能力不同而获得不同的竞选机会；同样的法定权利，富人和穷人会因为维权能力不同而有不同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就是像有些人所呼吁的那样，“把自主生育权归还给公民”，同样会是富人可以多生。既然不实行生育控制也是这样的效果，说明解决之道在计生政策之外，比如调节收入分配、消除贫富悬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