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锐

　　经过两轮法庭质证和法庭调查，《福布斯》中国富豪陈发树状诉云南红塔股权交易违约一案日前终于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开庭审理。作为民营经济领域最大标的的一桩经济纠纷，法院最终判决结果不仅具有厘清和调整当事人经济关系的法理意义，更是对不同经济成分地位与权益的再度甄别与考量，也隐含着进一步梳理现行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基本诉求。

　　基于主业清晰的需要，云南白药第二股东云南红塔在2009年9月与陈发树签署《股份转让协议》，将所持6581万股云南白药无限售流通股转让给陈发树，按当日云南白药33.5元的股价，陈需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云南红塔共计22.08亿元的对价现金。协议签署四天后，云南白药正式刊登《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而陈也在规定之日将交易资金打入云南红塔账户。然而，交易并没有最终完成。因为，云南红塔转让股权须在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后才能实施。

　　云南红塔是红塔集团的一个投资平台，红塔集团之上有云南中烟，云南中烟之上是中国烟草总公司。这就意味着，云南红塔股权转让必须在拿到了中国烟草总公司的批文后才能操作。材料显示，股权转让报告在逐级上报中基本上一路绿灯，云南中烟也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当年的12月就将报告递交中国烟草总公司。然而，在接下来两年多内不断地催促云南红塔履行股权转让协议无果之后，去年11月，陈发树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对云南红塔股权转让违约的诉讼。今年1月17日，中国烟草总公司作出了“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同意本次股份转让”的正式批复。陈发树苦等了860天的“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了。

　　云南红塔该做的工作都做了，可问题就出在中国烟草总公司长达766天的审批进度上。而根据《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只有“省级或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收到国有股东拟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的书面报告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意见”的规定，国企与拟受让方签订协议后，国资监督机构批复时限多少未作明确限定。显然，中国烟草既没违法，也没有犯规，最多也只能是基于管理效率的道义谴责。

　　然而，作为企业性质的中国烟草总公司是否对下级具有行政性决断的权力，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于是，在寻求法律途径维权的同时，陈发树还在4月向国家烟草专卖局递交了对中国烟草总公司关于不同意转让云南红塔所持的云南白药股权的行为进行行政复议的申请，并要求撤销此批复和同意股份转让。但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实际上是两个牌子一个班子，陈发树的行政复议请求很快被拒。在这里，陈发树遭遇到的是政企不分力量的强大狙击。

　　22亿元现金如果存放银行，两年活期利息就足足有1亿多，对于驰骋商场的民营企业家而言，这笔钱的意义远非1亿利息这么简单，还有更大的机会成本。不仅如此，在转让协议签订之后，云南白药股价一路扶摇直上，最高时冲到了74.69元，而且经过3年两次分红送股后，当初的6581万股变成了8555万股，期间还获得了1184万元的股息。按最新收盘价计，陈发树从云南红塔手中所购买的云南白药股权价值超过了54亿元，比其当初的现金投入高出一倍之多。

　　当然，增值后的云南白药股权，对陈发树是一笔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财富，对于云南红塔和中国烟草而言同样是一笔可观的增量国有资产。为此不能不引人思考的是，中国烟草不同意云南红塔股权转让的理由——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是否合理充分。整个股权的增值发生在陈发树与云南红塔的签约之后，所转让的股权既有可能因为股价的上涨而增值，也存在因为股价下跌而减值的风险。但这是不是说只有资产减值了，即陈发树买赔了，转让此协议才能履行，否则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呢？市场交易讲究公平，契约经济恪守的是诚信，哪有只准卖家赢、买家输的逻辑？

　　当然，陈发树也不是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从大手笔参股紫金矿业，到巨资买入青岛啤酒(微博)股份，直至如同媒体形容的“疯狂”套现，陈发树可说是纵横捭阖，顺风顺水。如同在紫金矿业上“赌一把”和仅用两天时间就决定入股青岛啤酒一样，按陈发树聘请的“中国打工皇帝”唐骏(微博)的说法，入主云南白药“陈总也只用十分钟时间读了一下股权转让协议就签字”。显然，过分自信甚至自恋，使得陈发树在与云南红塔签约时对协议上第二十六条“如果得不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即宣布协议无效”的规定视而不见，全然不顾前行之中的体制障碍，直至头撞南墙。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