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药师”和“药方”号个脉

　　如果真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去改革，以“明晰产权”的名义将公有制经济私有化，那么政府从产权让渡中将得到大量“无用”的货币(中国不缺人民币而且手中的美元也花不出去)，却失去更多实际的金融资源及非金融的生产性资源。这些金融资源及非金融的生产性资源一旦被不同的私人利益集团所掌控，就会形成社会生产要素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如果每种生产要素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市场调节机制就会变为一种恶性的非合作博弈，其结果就是纳什均衡下的全社会福利损失

　　■ 本刊编委 潘亮

　　在2月28日世界银行于北京举行的一场名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发布会上，一位独立学者严厉指责世界银行这份报告是中国经济的“毒药”。不过，情绪化的表达需要理性的分析作为支撑。

　　对于世界银行这份报告，笔者并没有阅读全文，所以也没有资格指摘其内容。但抛开内容不说，单就世界银行为中国经济“诊病”和“开药方”这一行为本身，在逻辑上似有不合理之处。

　　世界银行是世界银行集团的俗称，它包括国际复兴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5个成员机构组成。世界银行按股份公司的原则建立，成立初期，全部股本为10万股，每股10万美元。世界银行每一会员国拥有250票基本投票权，每认购10万美元的股本即增加一票。在世界银行的股份比例中，美国认购的股份最多，有投票权226178票，占总投票数的17.37%。在重要决策需要85%以上多数票通过的规定下，美国对世界银行事务与重要贷款项目决定，有着“一票否决权”。因此，说世界银行实际上是一家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国际金融机构，其实一点也不过分。

　　如果让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诊病”、“开药方”，我们首先要考虑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由谁造成起的。如果中国经济的问题本身是由美国金融资本造成的，那么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诊病”、“开药方”就难言是单纯的“治病救人”。

　　“芝加哥男孩”的拉美“药方”

　　比如，在上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拉美各国纷纷出现债务危机，当时一些由美国培植的被称作“芝加哥男孩”(自5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就资助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培养经济学家，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学家正在拉美各国经济领域占据要职。为了解决债务危机，这些拉美经济学家给各国开出了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药方”。

　　拉美之所以会在上世纪70年代欠下巨额美元外债，是因为1971年美国推翻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为了构建石油美元霸权暗中挑起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使石油价格暴涨。然后在1974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中东展开一系列访问，迫使沙特为美国做了三件事：首先，沙特同意以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的惟一货币；其次，沙特还会将美元再以投资的形式回流美国金融系统；第三，沙特帮助美国政府游说其他OPEC成员国，让他们也使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的惟一货币。在这种安排下，原油价格从1973年初的3.01美元/桶暴涨至1974年1月的11.65美元/桶，价格暴涨约4倍，直接导致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需求暴增。1973年，印度贸易收支盈余，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上。1974年，印度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但要支付的年石油进口账单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达到12.41亿美元。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1974年都面临巨额的贸易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称，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4倍，而油价也正好上涨了4倍。

　　当然，中东各国也从油价上涨中获得了大量的石油美元贸易盈余。按照秘密协定，这些石油美元在年轻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大卫·马尔福德(担任沙特阿拉巴伯货币局的首席“投资顾问”)的“指导”下，回流到伦敦和纽约的银行，一部分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为美国财政赤字融资，一部分被华尔街投资银行以短期贷款的方式借给急需美元的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拉美等发展中国家通过购买石油，再将美元输送至中东产油国，中东产油国再将美元输送至华尔街，由此建立了石油美元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华尔街得到了美元和利润，拉美等国则欠下了大批债务。

　　由此可见，拉美的债务危机根本上是由美国金融资本造成的。而“芝加哥男孩”们所开的“药方”给拉美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上世纪50~6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长率为5.5%~6%，而80年代年均增长率仅为1%，90年代拉美借助世界性的原材料涨价，增长率也仅上升至3.3%，但是也未达到70年代前的水平；上世纪60年代，拉美的失业率为4%，而80年代的失业率为7.5%，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失业率为9%；1970年，拉美家庭贫困率为40%，1980年为40.5%，但到了1990年上升到48.3%。在此期间，拉美各国平均通胀率急速增加：1983年由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1990年达到1185.2%(详情参阅《环球财经》2011年6月“拉美历史之鉴：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的实质”一文)。

　　世行“开药方”的二律背反

　　再看看中国，当前我们的经济主要有两大隐患：一个是由于能源、资源涨价导致的输入型通胀；一个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及西方的贸易保护措施，导致外贸出口下滑。显而易见，前一个隐患根本上是由美国不负责任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美元恶意贬值造成的，后一隐患在根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同时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强制征收反倾销税或各种碳税造成的。所以，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真的出现问题，那么美国金融资本无疑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幕后推手。现在让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世界银行给中国的经济“诊病”、“开药方”，就好比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故意推入火坑，然后掉入火坑的人指望这个推手把他从火坑里拉出来一样可笑。

　　其次，如果中国经济真的需要“医生”来“诊断”、“开药方”，那也应该请妙手回春的“华佗”，而不应该请只会用虎狼药的“庸医”不是？判断一个医生是“华佗”还是“庸医”，关键是“不看广告看疗效”。回顾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那些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所谓经济学家或国际金融机构，在给他国提供经济改革方案的历史记录上可谓是劣迹斑斑。除了前文所说的拉美外，俄罗斯、东南亚诸国无不深受其害。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俄罗斯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就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经济改革放案，即“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这一经济改革方案被时任俄罗斯总理的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奉为圭臬，结果是俄罗斯约500家大型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的实际资产高达2000多亿美元，7个寡头便控制了整个俄罗斯。

　　“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的经济和民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与1990年相比，20世纪末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战争期间仅下降22%)，工业生产减少64.5%，农业生产减少60.4%，卢布贬值42000倍，消费价格上涨170万倍。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仅仅够买几个面包。1989年休克疗法之前，俄罗斯只有200万人生活在贫穷中，到90年代中期，据世界银行统计，有7400万俄罗斯人生活在贫穷线以下。1996年，25%的俄罗斯人，近3700万人，生活在被描述为“绝望”的贫穷中。随着经济的巨幅衰退，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增长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数的0.5~0.7倍。人均寿命从70岁降至64岁，男性平均寿命更是降到58岁以下。从1992年到2006年，俄罗斯人口萎缩660万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起到了屠杀人命的作用。

　　再看看东南亚，上世纪80、90年代，马来西亚、韩国、泰国等国纷纷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和收购国营公司，国家掌控能源和交通等部门。他们阻止日本、欧洲和北美的产品进口，积极培育国内市场。在此政策下，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繁荣，但却使得美国金融资本大为不悦。90年代中期，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对东南亚国家施压。东南亚国家顶住了将主要公司私有化的压力，但接受了金融自由化的政策。结果热钱大量涌入，股票房地产市场泡沫激增。1997年，在美国金融资本的操纵下，股票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外资热钱出逃，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此时，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弗里德曼与IMF趁机向这些濒临破产的东南亚国家“兜售”纾困计划。

　　根据IMF的“救助”协议，泰国将取消外国人拥有当地银行的持股上限，印度尼西亚将削减粮食补贴，韩国将取消保护工人免于大批裁员的法律。IMF甚至在韩国设定了严格的裁员目标：为了取得贷款，该国的银行业必须裁撤50%的员工(后来降至30%)。IMF甚至企图直接干预韩国内政，要求参选的4位总统候选人必须书面保证IMF的方案。在IMF的“援助”下，大规模的私有化浪潮开始了，短短20个月，跨国公司在印度尼西亚、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行186件重大企业并购案。这是过去50年来在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将资产转移给外国公司的浪潮。美国通过新经济自由主义的“药方”，剥夺了东南亚国家数十年的劳动成果，1998年后有2400万人因此沦为贫民(详细内容参阅《环球财经》2011年3月“国有企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一文)。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惨痛的教训，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尤其是卢拉在2002年当选巴西总统以后，拉美一系列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2003年5月，代表左翼力量的阿根廷胜利阵线候选人基什内尔赢得总统选举胜利。2004年11月，塔瓦雷·巴斯克斯当选为乌拉圭总统；2005年12月，玻利维亚左派反对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埃沃·莫拉莱斯在选举中获胜。2006年11月28日，厄瓜多尔的左翼“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拉斐尔·科雷亚当选该国新一任总统。而在2006年11月初，尼加拉瓜左翼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丹尼尔·奥尔特加当选尼加拉瓜总统，再度跨进阔别16年的总统府。而普京之所以能够掌控俄罗斯国家核心政治权力长达10多年之久，也是因为他在俄罗斯拥有广泛而坚实的社会支持。这些政治现象不正是拉美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对于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一种反思吗？

　　除了拉美、俄罗斯和东南亚作为现成的“教材”摆在我们面前外，我们自己在银行业改革过程中也吃了不少“暗亏”，交了不少“学费”。从2004年起，国际金融资本纷纷在诸如《华尔街日报》、伦敦《金融时报》这样的国际权威财经媒体上，大肆渲染中国银行业的呆坏账规模，然后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投行纷纷“献上”股份制改革、引入西方金融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的“药方”。最终，这些国际金融资本以平均每股不到2元人民币的价格购买了我们三大国有银行相当数量的股权，但他们宣称将带给我们“先进的管理经验”、“健全的风控体系”和“创新的金融产品”，在2007年的次贷危机中原形毕露。而当初被他们妖魔化的中国银行业，反倒成为了西方金融资本在金融风暴中的救命稻草。

　　由此可见，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证明，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经济学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绝不是治病救人的“在世华佗”，他们提出的所谓“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药方，在很大程度上是用来掠夺发展中国家经济红利的“虎狼药”。按方抓药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大国)都患上了经济衰退、民生破产和国家财富外流这三大“后遗症”。如果我们连银行放贷这样的经济决策都需要贷款人信用记录作为决策依据的话，在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方向的重大经济战略决策上，为什么我们反而要将“口碑”和“疗效”都不敢恭维的“庸医”奉为上宾，任其为中国经济把脉诊断呢？

　　第三，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诊病”、“开药方”，有违背利益回避原则之嫌。众所周知，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债欧债，是美欧的直接债权国，而美欧则是中国的直接债务国。从常识上讲，债权人的利益取向是如何保证自己的债权能够按期还本付息且债权购买力不贬值，而债务人的利益取向则是如何尽可能的延迟还债、少还债甚至不还债。如果让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诊病”、“开药方”，那么这个“药方”是维护债权国的根本利益，还是维护债务国的根本利益，就可想而知了。在上市公司经济决策上，我们有董事表决回避原则；在司法裁决上，我们也有法官任职回避原则，这不都是为了防止当事人即作“运动员”又作“裁判员”，不都是为了杜绝直接利益关系冲突可能造成判断、决策的不客观、不公正吗？

　　第四，世界银行给中国经济“诊病”、“开药方”，这个行为本身，在逻辑上就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矛盾。如本刊副总编辑张捷所言，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它跟世界的博弈将增强，所以国家的经济秘密就非常重要。世界银行要给中国经济开出有针对性的、切实有效的药方，那就必须掌握中国全部的经济秘密，否则，它开的药方就不是“对症良药”；但如果世界银行掌握了中国全部的经济秘密，中国的经济安全就难以保障。退一步讲，就算世界银行现在给我们开的是“对症良药”，但由于它知道我们的经济症结，同时也了解我们的应对策略，如果我们未来的博弈对手从世界银行处获得了这些信息，再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有针对性地博弈，那么现在的“良药”就会立刻变为将来的“毒药”，希腊就是最直接的例证。

　　2001年，希腊热切盼望加入欧元区，但根据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加入欧元区必须达到两个关键标准，即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以及总负债不能高于GDP的60%。然而，希腊当时的真实预算赤字比重为5.2%，远超欧盟规定。此时，高盛主动找到希腊，为其设计了一个“创新”的融资方式(让希腊政府用美元发行债券，于一定时期后交换为欧元债务，债务到期后再换回美元)，使希腊预算赤字比重得以保持在1.5%。就这样，希腊体面地加入了欧元区，而高盛则获得了3亿美元的佣金。

　　正是这个“创新”的融资方式给希腊埋下了无穷的隐患。因为在这份协议中，高盛提供给希腊的美元贷款与欧元贷款的汇率是固定的。换言之，假如当时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为1:1.3，如果希腊发行100亿美元的债务表面上相当于发行了77亿欧元的债务。但是高盛给希腊设定的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为1:1.15，那么希腊要偿还100亿美元的债务实际就必须支付87亿欧元。所以，当美国需要打击欧元的时候，高盛就趁着这笔债务即将到期之际，把希腊的“难言之隐”曝光，挤兑希腊。它自己却通过向另一家德国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信用违约互换(CDS)，同时再做空债务抵押债权，这样高盛就可以趁着希腊债务违约再暴赚一笔。

　　这种“一鱼两吃”的做法在主权国家融资方面也许还比较少见，但是在美国金融资本市场上，这早已成为了一种固定的盈利模式。也许很少人知道，在美国资本市场上，风险投资(VC)和对冲基金(Hedge Fund)根本是同一伙人。当一个企业要上市的时候，他们就以风险投资的身份出现，帮助这个企业“解决”各种财务、公司治理问题(其实就是用财务手段、法律手段通过一系列秘密协议，暂时掩盖问题)。等到企业上市，风险投资顺利退出后，一旦股市疲软，它们就会以对冲基金的身份出现，选择相关的股票建立空头部位，然后再把这些企业上市时所掩盖的问题公诸于世，通过做空赚钱。前段时间，做空“中国概念股”的对冲基金背后，其实就是当初帮助这些中国企业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中介机构。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接受了代表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世界银行来给中国经济开的“药方”，很可能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

　　假作真时真亦假

　　最后，笔者再谈谈对世界银行这份报告内容的一些粗浅理解。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聪明人说高明的假话时，决不会全部内容都是假的，他通常会讲大部分真话，而把最致命的少数假话掺杂其中。同时，他说的假话也不会让人一眼就能识破，而必定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表述。这样大多数人就无法辨别真伪，即使有人反对，也无法切中要害，反而会被其利用以混淆视听，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就是这个道理，这次世界银行的报告就颇有此“异曲同工”之妙。

　　在《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概要中，世界银行提出了6条改革建议，其中第2条“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第3条“鼓励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4条“通过在就业、融资、高质量社会服务和可转移的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相同的可及性，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实际是改革的具体目标。而第1条“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第5条“通过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和第6条“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则是实现前三条改革目标的手段。笔者之所以认为世行报告的内容真假掺半，就在于它提出的改革目标是无可指摘的，但实现改革目标的手段却似是而非。

　　因为，要实现上述3个改革目标，政府必须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投入的社会资源除了金融资源(货币)外，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技术资源、能源资源等其他非金融的生产性资源。掌握金融资源的是金融资本，掌握其他非金融资源的是产业资本。

　　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恰恰能够确保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根本利益取向是一致的，只要完善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唤起国家资本的理性状态(遏制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贪欲)，政府就能主动利用市场调节机制，让社会各生产要素之间形成一种合作博弈的良性局面。这种社会生产要素间的良性合作博弈，在政府宏观调控所引导的发展方向上，能够爆发出巨大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建国初期那样恶劣的国内国际环境下，迅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基础，捍卫了革命政权；也正是因为有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我们才能在改革开放后，成功地抑制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通胀，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并成功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及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确保了中国经济近30年的平稳高速发展。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去改革，以“明晰产权”的名义将公有制经济私有化，那么政府从产权让渡中将得到大量“无用”的货币(中国不缺人民币而且手中的美元也花不出去)，却失去更多实际的金融资源及非金融的生产性资源。这些金融资源及非金融的生产性资源一旦被不同的私人利益集团所掌控，就会形成社会生产要素利益取向的多元化，如果每种生产要素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市场调节机制就会变为一种恶性的非合作博弈，其结果是纳什均衡下的全社会福利损失。

　　比如说，如果政府想加大对教育、新能源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下，政府可以直接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相互配合形成合力。但是按照世行的建议进行改革后，政府无法直接调动社会资源，只能用手中的货币去购买投入所需的社会资源。但是政府会发现，当初让渡这些社会资源产权所兑换获得的货币，想要再买回等量的社会资源，一定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私有化后都必然经历一段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一方面本该大量投入的基础性领域会因为政府财政紧张而投入不足；另一方面，政府为了推动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的经济福利，只得依靠发债融资，最终陷入无尽的债务链条中去(美国债务危机就是例证)。在这个债务链条中，社会最高权力将从代表人民的政府手中转移到掌握资金渠道的金融资本手中。所以，如果真的按照世界银行的建议去改革，中国到2030年是否能跨进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还不好说，但一定会变为像美国那样“金权至上”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