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林

　　你认为象牙制品是怎么来的？”当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简称IFAW)在今年发出这样一份调查问卷时，70%的人都认为大象的牙齿如同人的牙齿，掉了可再生，会换牙，能锯掉。“很少有人知道，小到戒指，耳钉的饰品背后却是一头大象的死亡。”这样的误解让IFAW决定在全世界开展“拒绝象牙制品”的公益活动，于是，一幅小象跟在母象身后的广告开始触痛无数人的神经——妈妈，我长牙了，你为什么不高兴？

　　对IFAW中国项目主任华宁而言，最大的触动是在广告投放的第二天，便收到来自一位母亲的邮件，她果断地舍弃了曾在非洲旅行时买来的象牙镯子，并为之深深地自责，而后，她便成为“反动物制品”志愿者的一员。“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个人道主义色彩浓厚的口号在公益广告的助推下，理所当然地作为一条动物保护的公理被植入人心。无论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还是道德的压力，极少有人有勇气质疑这条“公理”。但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吗？事实上，主张禁止交易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这种方式是最有利于动物保护的——它显然是道德风险最低的一种，也是最符合人们直觉的一种，但它是最合理的一种吗？如果全人类都是道德标准极高的谦谦君子，那么这个主张无疑是成立的(如果这样，那有关动物的危机根本就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生活在一个连红绿灯这种简单的规则都无法正常遵守的世界里，你又怎么能指望当一些人面临珍稀动物带来的巨额利润诱惑的时候，会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选择呢？英国小说家约翰·勒卡里的话无疑是洞悉人性的：绝对不能假设个人和企业会自觉地做好事。考虑到动物们危险的处境，对人性悲观一点没有什么坏处。

　　哈耶克曾经说过：市场经济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是“能将那些动机不纯的人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的体系”。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市场的手段去解决动物保护的问题？动物保护组织或许不会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一个由市场引发的问题，现在又把它抛向市场，这不是又回到了原点吗？其实，关键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回到市场，而是回到一个怎样的市场。市场也有好坏之分，珍稀动物在一个坏市场里走向了灭绝的边缘，但如果在一个拥有良好制度设计的好市场里，它们是否能获得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养熊业繁荣的背后

　　当记者走进这家位于福建东南部的某养熊场时，有着各种不安和焦躁，早期有关“虐熊”的照片始终在脑海回荡，但养熊场的负责人表示，现在活熊取胆的技术已经改进很多。

　　当饲养员把一盘放有蜂蜜和牛奶的食物放在铁笼的外架时，黑熊条件反射似的从小屋走到铁架里，这时饲养员拉下铁笼的闸门，娴熟地拿起口径2毫米左右的针管插进黑熊的腹部，随后的10秒里，深黄色的胆汁火速下流。技术人员解释，目前取胆汁主要利用熊自身的组织，先把其胆囊拉到肚皮，在肚皮肌肉上造漏管，取胆汁时，直接把空心的针管打进漏管，便能自动流出。成年黑熊每天早晚各取一次胆汁，每次约120毫升，通过冷冻、干燥后约有15克熊胆粉。

　　作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养熊场之一，在占地1000余亩的养殖场内，如今有800余头黑熊。这些熊3岁过后会被送到单独的“房间”，每天面临两次采集熊胆汁的过程。

　　正是这15秒钟的动作，给该企业每年带来1亿多的销售额，去年销售额增长超过30%。据了解，目前中国共有合法认证的养熊场68家，熊胆粉制药企业183家。

　　近两年，随着养殖条件和技术的完善，现有圈养黑熊数量正以15%的年增长率增加。以2009年饲养黑熊数量1万头为基数计算，预计到2012年人工饲养黑熊数量将达到两万头，熊胆粉供给量约42吨，折合销售额100多亿元。

　　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是在从未间断的巨大争议声中形成的。

　　2011年底，记者见到国家熊类资源委员会一位专家时，她正在和相关企业探讨推广生态圈养黑熊的养殖模式，目前部分龙头企业已开始逐步尝试。一旦实现散养，对黑熊的健康、繁殖将会更有利，药源上也能保证优质的熊胆粉原料。

　　作为最早接触人工养熊业的“元老”，这位专家回忆起养熊业的发展，格外谨慎，她再三嘱托所有的养熊企业名字均不要涉及，20余年来所遭受的“谴责”时刻在警醒她。传统中医药对熊胆原料的需求，最早都是通过杀熊取胆的方式获取，这也导致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黑熊数量剧减，总量不到4万头。随后，国家开始尝试人工养熊的方式，最早从朝鲜引进取胆技术。

　　西南某养熊场场长回忆，当时的技术主要是在熊的胆囊处插一支硬管，直接抽取胆汁。因为疼痛，黑熊会反抗，所以很多企业都采用铁板压住黑熊的背，即被称作“铁背心”，而这种“折磨”很容易使得黑熊的胆肝部位化脓、增生，可谓“惨不忍睹”。而当时的熊胆粉平均价格是每公斤2万元，一头熊每年产4公斤熊胆粉，而养殖一头黑熊的成本每年不到2000元，可观的利润，也使得1990年代初期，国内大小养熊场数量迅速递增，而有关“虐熊”、“铁马甲”的负面报道也开始屡见不鲜。上世纪80年代末，一位国际NGO组织官员以参观学习某养熊企业的技术为由，进入养熊场，在看到黑熊的状况后异常震惊，他拍下了大量图片，因此，黑熊被放在不到3米高的铁架里被强行痛苦取胆汁等残忍画面被上传到网上，至今仍有记录。

　　记者见到当年经历此事的某养熊场老板时，他依然心有余悸，如今，他拒绝任何国外人员进入养熊场，除了需要政府严格的审批程序外，他最怕的还是“舆论攻击”。

　　2003年4月，国家林业部进行全面整顿后，仅保留了68家生产规模在50头黑熊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并停止核发新的许可证。且获得国家药监局核发《药品GMP证书》的熊胆粉生产加工企业仅有32家。

　　近两年，整个市场需求的逐年递增，使得大多数养熊场养殖越多，赚钱越多。根据一家养熊企业的内部管理人员透露，仅2011年一年，这家养熊场的繁殖数量便增加了400余头。对于这家集养殖与制药一体化的企业而言，在黑熊数量增加的前提下，不仅能满足自身的药用需求，还能销售给其他制药企业以获取盈利。另一方面，近两年大多数熊胆粉制药企业通过多渠道地开发熊胆制品，很大程度上也刺激了市场。

　　一边是庞大的民间需求，一边是濒危的野生资源，根本问题在于，合法的人工养殖和利用，是否能帮助野外黑熊种群的数量恢复，对动物起到保护作用？

　　中医药协会的观点是：养一头黑熊，可以让200多头野生黑熊免受杀害。其折算理由是：一头熊每天引流的胆汁为150毫升左右，每年大概有5公斤左右的干粉，而这些干粉计算在野外黑熊身上，需要200多头黑熊胆囊，才得此数量。“以前是杀熊取胆，现在全国有两万多头人工养殖黑熊，何况价格远不如之前昂贵，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再去捕猎？”上述熊类资源委员会的专家说。“这样算显然不合逻辑。”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孟智斌则认为，现在的市场使用量是在养熊业成功养殖后发展起来的，要证明市场化的人工养殖能保护野外黑熊，关键的一点是在发展人工养殖的同时，野外种群处于增长趋势。根据国家林业局近两年调查的内部数据显示，近几年，野外黑熊的数量处于均衡状态，未增加也未减少。照此逻辑，至少能证明合法的人工养熊业没有影响野外黑熊的种群数量。

　　而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解焱则认为，目前市场中利用熊胆汁开发的洗发液、香料等产品，主要是市场在刺激人们去消费野生产品，现在定论市场化的运作能保护野外黑熊还过早。她更担心的是，人工养殖发展越壮大，使得人们获得熊胆产品更常规，更会导致人们需求的旺盛。“没人买谁还卖？只能说明市场需求大。”孟智斌认为。

　　这种争议从未停止，而在这种争议声中，养熊产业虽然始终未得到遏止，但也从未“阳光”过。中医药大学校长龙致贤给养熊业及制药企业的建议是，如果能适当投入部分资金到野外黑熊的保护工作中，不仅能保证产业的良性发展，还能逐渐获取市场信赖。

　　最理想的状态是：一边是人工养熊业的蓬勃发展，一边是野生数量在逐年递增。例如在世界范围都一致推广的鳄鱼产业，鳄鱼皮作为优质的皮革材料，市场需求极其旺盛，同时一些被淘汰的鳄鱼还进入了餐桌。其成功的市场化运作，不仅使得野外鳄鱼的数量逐年增长，还促进了鳄鱼养殖业的繁荣发展。

　　鳄鱼模式在其他的动物养殖中并非行不通，但关键是要解决包括市场、走私和偷猎等一系列问题，提前建立预案，而国内并没有这方面的细化研究。孟智斌建议，无论反对派还是支持派，需要坐下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而非站在各自的利益层面自说自话。

　　离开熊场时，养熊场负责人指着四周暂未开荒的林地，再三重复着理想化的养殖模式：将来不再需要用房子、铁架等约束性的手段取熊胆，而是通过逐渐的技术改进和人工驯化，最终实现散养，让熊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林园，同时还能解决熊胆粉的高品质用药。这样的双赢，何乐而不为？

　　考虑到中国市场对于熊胆需求量巨大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姑且不讨论熊胆的药用价值到底如何)，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养熊业的兴旺对于野生熊种群起到了一定保护作用。这个产业目前最需解决的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尽管我们看到养殖熊的生存状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养殖企业显然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养熊企业必须明白的一点是，如果要让这个市场和谐地运转下去，这是最大的障碍。

　　麝香的市场化困境

　　如果说熊和鳄鱼的市场化养殖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野生种群的安全，那么麝的命运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无论是作为中医第一大动物药，还是在世界范围都稀缺的名贵香料，天然麝香的市场份额都不容低估。中国自1958年投入人工养麝以来，始终难以形成规模，至今未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达到对野外种群的保护。

　　一方面，基于对野外麝的保护压力，政策始终受限，麝香价格一直由国家严格管控，国家的担心是一旦过于放开市场，会导致需求量上升，进而刺激野外偷猎；另一方面，鉴于麝独特的生活习性，中国养麝技术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正是种种因素导致人工养麝业至今未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麝香的市场价已达到每公斤40万，巨大的利益诱惑是人们对麝虎视眈眈的主要原因。

　　当时麝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除了麝的栖息地遭到破坏，最主要还是人为的因素，“下套”取麝香成为最具破坏力的手段。当时，国家林业局保护师的一位官员，曾在陕西某林场调研时，一次性捡了3万多个套(民间捕获动物的一种工具)。与猎杀不同的是，猎人只杀公麝，仅公麝产麝香，至少对种群的繁衍影响要小。上世纪60年代时全国还有约250万头麝，到2001年时已不到6万头。

　　基于麝香极高的利用价值，中国自1958年便开始投入人工养麝的研发，但这一尝试并不成功。

　　2011年11月末，记者到达全国最大的养麝基地四川养麝研究所时，所长蔡永华显得很遗憾，一年仅一次的“取香”刚在一周前结束，“今年取了不到5公斤。”他指着前方216亩的养麝基地。

　　上世纪60年代建的科研大楼在2008年地震时毁坏，至今仍是一片废墟。饲养麝的矮小的红砖房看上去和整个林地格外不协调，“没办法，没地方养。”养麝所办公室主任陈建国只是无奈地摇头。除了地震时死去和跑掉的400余只麝，近3年因饲养环境的恶劣，陆续因各种疾病死去的更不在少数。

　　事实上，四川养麝研究所作为国家机密性科研单位，很少被外界知晓，但近两年，蔡永华越想越憋屈：“都养不活了，得找出路。”如今，令他最困扰的是目前的营养饲料依旧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粗放型的畜牧业水平，主要还是维生素、营养素、蛋白质、粗脂肪等配方。蔡永华的解释是缺钱，他抱怨起国家扶持力度不够，而政策的限制更是让后期整个中国养麝业难以为继。

　　经过53年的发展，中国的麝养殖也仅算小范围养殖成功，但因养殖成本高，企业很难有动力进行规模化生产。一方面，其种群到了一定数量时就会生病、死亡，而更重要的限制因素是，国家在麝香的销售价格上，一直严格限制和管控，使得企业的利润空间极小。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对养麝所实行了“增人不增支，减人不减支”的政策，但随着麝的数量增加，其养殖成本也在增加，而科研经费的紧张，也使得很多科研工作经常反复性中断。为此，养麝的亏损情况也不断加剧，1994年之前养殖场还有600多头麝，1994年时仅剩172头。

　　“既然国家经费紧缺，是否可通过出口促进产业发展？”蔡永华的提议最早得到了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司副司长秦建华的认可，在秦的支持下，2001年到2003年间，一部分麝香被允许出口，且平均出口净价超过每公斤60万元。连续3年，全国养麝业都处于发展高峰期，资金的充裕，也使得麝的营养充足，其繁殖能力也大大增强。在此期间，养麝所的麝已达到1600多头。

　　但好景不长，2003年后，来自国际的舆论谴责声音强烈，麝香也被禁止出口。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蔡永华又在所里推行“以熊养麝”的模式，当时，养熊业尤其赚钱。

　　“国家林业部门的意见就是只保护，不再继续投入资金，养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成效。”中医药协会副会长王瑛说，这一时期，国家在实验、养殖等方面确实花了很多经费，但始终未见成效，其发病率很高，也和饲料有关，目前提出“谁投资谁养殖谁受益”的方案，鼓励企业自给自足，但“亏本的产业谁愿意投？”

　　“投入高，还不如去买。”蔡永华说，大部分制药企业都有一定数量的库存，更不排除大部分来自于国外走私。例如片仔癀作为目前全国用麝香量最多的企业，每年的麝香用量是上百公斤，而全国麝香总产量不过10公斤。据了解，目前中国仅批准7个制药厂共5类品种允许使用天然麝香，而全国目前共有约4000头麝，而中药的总需求量便有1500公斤，这意味着全国需要30万头麝才能满足中医药的需求。

　　除去药用，麝香作为高级香料，在世界各国都有很大的需求量。2010年，日本一家公司找到蔡永华，提出以每公斤60万元的起始价收购麝香，让蔡永华尴尬的是，该公司被拒后，提出更高的买价。“在国内市场都未能获得正常开发的情况下，何谈出口？”人工养麝之所以没能得到发展，除了在疾病、饲养方面还存在问题外，主要原因是养麝主一直亏损。孟智斌说，养麝场有利润空间，才能在科研投入、环境改善、产业发展上有所突破，但现在的情况是几十年如一日。养麝业没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推广，其关键还是未能形成一个盈利模式。

　　一方面，国家对天然麝香实行严格的价格限制，养麝场出售的麝香价格越来越低，而用麝香的制药企业在药价上也被国家严格管控，也使得养麝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而饲养成本却在逐渐提高。同时，国家对天然麝香的药物利用实行的是严格的管控措施，统一由国家指定交易。蔡永华称，在市场未开发的前提下，不再打算继续扩大种群，“养得多，亏得多。”他盘算着，目前养麝所每年开支400万，除去政府每年投入的200万元科研经费，剩下的200万元还要自给自足，而每年熊胆粉的收入约120万元，麝香收入约50万元，如果再养，就会亏更多。

　　四川省林业厅野生动物保护处负责人则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养麝场的科研成果没有走市场化路线，如果市场稍微放开，资金有所宽松，不仅能体现出过去的研究成果，还能扩大种群。

　　孟智斌认为，国家在价钱上实行严格的管控，主要还是在保护和利用上很难权衡。如果麝香价格提高，药价会更高，而市场价格一旦非常高，民间的捕猎行为又会出现，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显然很关键。在他看来，麝的人工养殖从生物学看，已经成功，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标准：一是成活，且能够实现活体取香；二是能在此基础上自然繁殖，无需再从野外捕猎。至于麝的难养殖、生病、死亡，都不是主要问题，主要还在于经济上不得力，所以发展不起来。

　　而发展人工养麝业的根本问题还是要开放市场。孟智斌经常和主管部门提议，国家可以实施管控，但要把价格放开，在严格核实论证后，可以以自由拍卖的方式出售。甚至可以规定，买卖价格中设立一部分麝的野外环境保护基金。“谁保护谁受益的口号要跟上形势，不要空喊，要拿出实际解决方案。”

　　但整个产业要想全面发展，企业还需从动物保护的角度考虑，在野外动物资源保护上投入一定资金。“我国企业究竟为野生动物保护做了多少贡献，恐怕微乎其微。”孟智斌称，国外企业每年都会投入大量资金在公益宣传片上，适当调整舆论导向，但国内企业很少考虑到整个产业的长远发展。

　　养虎难下

　　通过市场化手段保护野生动物种群，养熊业和养麝业分别面临伦理和价格管制的问题，这说明市场化的解决方案不是一蹴而就的，市场的手段也不是完美的。而另一种珍稀动物——老虎的养殖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虎多成害，鼓励打虎。中医药科学院研究员周超凡称，仅1956年一年，全国就收购了900多张虎皮。此后，人们大量砍伐森林，使得老虎的栖息地越来越少，中国虎类种群成为濒危物种。

　　对于虎的保护，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华盛顿公约(CITES)曾在2002年11月做出决议，建议有关国家考虑引入全国性措施，比如自愿禁止国内有关动物及其制品和衍生物的贸易。国外NGO曾多次建议销毁库存的虎骨，并敦促消费这些产品的国家承诺逐步减少并最终不再使用。

　　但禁贸是最好的办法吗？国际性的非盈利环保组织保护国际的首席经济学家Richardrice曾提出“获得某个东西最省钱的方法就是去购买它”的观点，他认为，保护野生动物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它们付钱。在圭亚那，保护国际以每公顷每年1.25美元的价格购买了81000公顷雨林的砍伐权。现在，这片雨林是一个很成功的自然保护区。

　　目前全世界虎源都在下降，且毫无任何增长迹象，即使中国全面禁用的情况下，也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老虎减少的趋势。中国的野生虎，现在或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都处于边缘生存状态，在有效栖息地面积小、质量低下、数量稀少的情况下，没有证据能说明它们可以维持一个自我稳定和发展的种群。那么，老虎是否也能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扩大其种群的数量呢？

　　由港商周伟森投资3亿多元兴建的桂林雄森熊虎山庄，曾是中国唯一的虎种源繁育基地，目前却遭遇了“虎满为患”的尴尬。据了解，自1993年成立至今，熊虎山庄拥有老虎1300多只。随着科研技术的成熟，近年来熊虎山庄每年新出生老虎近200只。

　　山庄的相关负责人曾透露，一只老虎每月开销要2400多元，每年养虎场的开支需千万元以上，而林园每天不到两万元的门票收入，远不够老虎一天“伙食费”的四分之一。为了减轻负担，雄森熊虎山庄曾将老虎出租到南京、宜昌、武汉、安徽、龙岩等地“打工”。他们更是设想过放虎归山，但就中国目前的环境现状很难实现。

　　而老虎自然死亡后还不能买卖，唯一的办法是冷冻起来。为此，此山庄专门修建了体积近40立方米的冷藏库，每年要再投入几十万元。而老虎3岁便开始具备生育能力，为了控制日见增多的虎崽降生，山庄无奈选择让虎“计划生育”。

　　但最令这些养虎场主困扰的还是来自国际国内的舆论压力，近两年随着反动物制品的呼声的日益强烈，他们基本不再出现在任何可能性的公开场合。东北虎林园总裁王利刚苦于因接受媒体采访，多次遭到强大的舆论压力。

　　一方面是日益庞大的种群和昂贵的养殖、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是虎制品在国内外都被禁止贸易，而强大的舆论压力更使得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很多专家认为，法律上应该把野生虎和人工繁育虎分开，在有效的监督机制下，有限制地放开人工繁育虎的合理利用，让人工繁育虎走上“以虎养虎”的道路。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投入的人工养虎业，目前老虎总量已超过6000只，而禁贸多年来，各虎林园和动物园已出现了大量的虎骨、虎皮、虎器官积存，为此，养虎企业一再呼吁要求“利用死虎资源供养活虎”。中医药大学原校长龙致贤的看法是，如果适当对自然死亡的虎资源限量利用，也能满足部分市场需求。如果能有一整套合理的法规，对于养殖场中自然死亡的老虎进行鉴定，再允许其出售，同时，确保对非法市场的严格管制，岂不是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但也有专家担心，老虎贸易是一个不能开启的潘多拉魔盒。

　　在华宁看来，保护的核心问题是从根本上终止贸易，正是贸易的存在使得野生虎的生存面临更大的危机。她认为，大象和老虎面临同样的问题，非洲象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主要和人类的消费、贸易有直接关系，尽管中国目前允许部分合法的象牙贸易，主要利用以往的库存象牙看似无害，但也会导致新的市场形成。华宁称，主要很难从根源上遏制非法的存在，而一些合法的商家甚至利用政策和法规的漏洞，从事非法的经营活动，就会导致国家很难管控，市场反而更乱。

　　孟智斌认为，在目前人工养殖的情况下，使虎贸易合法化就要承担因此而导致的市场需求和盗猎压力增加的风险，这也会为销售非法虎制品的行为提供可乘之机，使得非法虎制品与合法虎制品无从区分。

　　这时如果再开放老虎贸易，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开放贸易后，所有的老虎可能很快绝迹；另一方面，开放有可能减少部分偷猎行为，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条规，能增加野外数量。但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到底偏向哪个趋势。

　　目前的症结在于，不同的利益方在讨论问题时，各自强调一端。“养虎企业要生存，怎么办？如果能把非法的市场给排挤掉，最好不过，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明朗，国家也并未足够重视。”中医药协会原会长张洪奎认为，如果要开放贸易，需要国家能够拿出有利的措施和资金，进而能够说服来自社会舆论各方面的压力，证明人工利用不会对野外种群有影响。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