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

　　 距离6月10日IMF总裁候选人提名截止日临近，两大热门候选人都展开了“冲刺游说”。“大热”的法国财长克里斯蒂娜·拉嘉德飞抵北京，她刚结束从巴西到印度的访问。巴西财长Guido Mantega和印度首相辛格都没有明言支持拉嘉德，只是反复强调“地域不应当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会慎重考虑所有的候选人”。拉嘉德最大的竞争对手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腾斯的行程路线跟拉嘉德相反，从印度到巴西寻求支持。卡斯腾斯在印度表达了对欧盟集体性地支持拉嘉德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既有势力的控制，他的言下之意是，新兴市场国家（例如金砖四国）并没有形成“集体性的一致”，一盘散沙，从而无法同欧洲声音相抗衡。卡斯腾斯反复强调，欧债危机已经证明了欧洲思维管理IMF的失败。

　　 坦率地说，也许卡斯腾斯还会有微弱的希望，而南非、新加坡、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的候选人基本上已经出局，拉嘉德目前遥遥领先。其实通过这次竞选，也是一个了解全球金融势力相互联接的“窗口”，我们不得不承认，新兴市场国家的确没有足够能力挑战目前的欧美力量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格局。

　　 首先，自法国人卡恩领导IMF之后，欧洲人开始了灵活的退让，让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大幅度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大约从发达国家那里“拿走”了6%的份额，并且，这6%主要是欧洲国家“让”出来的。因为在这十年的全球经济盘子上，欧洲的比重在下降，欧洲人愿意承认这种现实。其实，美国的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也在下降，但美国却没有欧洲这样“主动”，只是稍微降了一点，因为美国的底线是必须要守住份额、保住16.74%的投票权。IMF规定最重大事项需要85%以上的投票同意，美国要保证它的“一票否决权”。

　　 拉嘉德走访巴西、印度时，都强调IMF会继续调高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以适应这些国家经济占全球比重上升的态势。拉嘉德到中国或许也会做出这种承诺，中国的份额从过去的3.72%上升至6.39%（投票权则从3.65%升至6.07%），已经是IMF第三大股东。但中国的经济已经超越日本，是世界第二，所以中国的份额必然还会增加，以匹配其经济地位。不过，也要清醒地看到，IMF里面的份额调整是动态性的，5年将计算一次，可上可下。新兴市场国家如果后劲不足，经济停滞的话，那么它们的份额还会被调下来。

　　 欧洲的“主动性”还体现在IMF中董事席位的改革。比如欧盟委员会经济和货币事务专员Olli Rehn就鼓吹，欧洲应当削减其席位，欧盟既然是一个集体，就不应当再分别以“国”的方式占有太多的选区席位。IMF的投票是根据24个选区代表国来执行的，每个选区则有执董和副手。欧盟的国家占了太多的选区，如果将欧盟变成一个选区，这个选区的投票权的比重还是不变，那么至少可以让出更多的席位给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的投票权很小，但至少有席位可以“说话、表态”——没有话事权，但有说话权。

　　 其次，拉嘉德对欧盟国家的态度并非是“阵营式”的。在很多分析人士的眼中，拉嘉德一定是为欧洲各个国家谋福利的，拉嘉德会“一味偏袒”欧洲国家。这并不符合实际，因为欧洲国家并非铁板一块。例如拉嘉德在会晤爱尔兰财政部长迈克尔·努南，温和地表示，爱尔兰要克服赤字则必须要上调12.5%的超低企业所得税。爱尔兰在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得到了IMF援助，但不过爱尔兰害怕提高税率后打击经济，他们会认为这是美国人的意图。但拉嘉德还是坚持财政平衡之道。

　　 可以看出，拉嘉德所代表的欧洲面孔（包括前任卡恩），恰好是这轮IMF改革的先锋，他们不是阻碍势力，他们让出了份额，并且还试图改革董事席位。拉嘉德也曾表态要对SDR（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组成进行改革，让SDR的篮子里面能反映新兴市场的货币色彩，这对中国是有利的。相反，卡斯腾斯则是一个奇特的人物，他似乎仅仅只有地域概念——他不是来自欧洲而是新兴市场。他的口号是“要提高拉美在IMF中的地位”，也许这仅仅对巴西有用，他也会飞到中国和日本拉票，但他目前还没有新颖的改革纲领来触动中国、印度和南非这样的重量级新兴市场国家。而这些国家已经从卡恩领导的IMF改革中受益。

　　 像以色列央行行长、经济学家费舍尔等候选人其实已经“出局”。费舍尔曾经是IMF副总裁，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听从费舍尔的建议，以苛刻的贷款援助条件来迫使韩国和印尼等国家接受，韩国甚至将此视为国耻，韩国人在接受IMF贷款的时候必须开放国内金融市场。而印尼则发生了政局更迭国内骚乱。当然，这并不是说IMF的处理危机的方式像斯蒂格利茨说得那样一无是处，因为长期看韩国是受益了。不过，这给新兴市场国家留下了阴影，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就说，“这是美国人对亚洲的阴谋”。无疑，费舍尔成为“阴谋论”的主角，他是被忌讳的，他不会获得亚洲新兴市场的支持，而他也不会获得欧洲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