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宇

　　近日，招商银行及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今年内地富人将增至59万人，他们的个人可投资资产规模将达18万亿元，调查发现，他们热衷投资境外市场及投资移民境外，境外资产规模近年以成倍速度增长，尤其是重点投资香港，一半境外资产集中在香港。而在投资移民方面，以美国为例，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

　　正是因为中国富人投资移民需求大增，导致很多国家提高投资移民门槛。比如澳大利亚更改的新移民法案中，提高了对投资移民家庭净资产的要求，还对申请人所在公司的类别、年营业额、股份比例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加拿大也将投资门槛提高一倍，达到80万加元。新加坡则从今年1月1日起将投资移民的金额由原先的150万新元(约768万元人民币)提高到250万新元(约1280万元人民币)。

　　中国现在发生的是前所未有的富人外迁潮。它有几个促成因素：一个是金融危机之后，很多国家向新兴市场的富人伸出了橄榄枝，例如中国富人去美国投资移民走的主要是“EB—5”通道。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儿女教育，新兴市场的富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全球化时代最好的教育。对于中国人来说，子女的教育方式往往会变成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了孩子的教育，富人们愿意丢弃所谓的乡土情怀，选择一种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在招行报告的移民原因调查中：“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财富安全”以及“为未来养老作准备”成为最重要的三大原因。

　　不过，这三大原因并非完全真实，尤其是“未来养老”，现金高达千万的银行客户并不需要过度忧虑其养老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步入经常所说的财务自由行列。还有一种常见的误解是这些富人外迁，是将新兴市场的资产泡沫——(比如房地产)套现去购买发达国家的资产，然后去抄底发达国家较趋理性的资产。但实际上，大部分富人并非做了这种高抛低吸的操作，他们的境外资产购买一半集中在新兴市场——香港地区，而香港的房地产一直处于升势，并不便宜，谈不上高抛低吸。

　　所以，不得不承认，“保障财富安全”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富人会担忧一些环境上的变化，从而形成一些悲观的预期。而他们投身别处，主要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制度环境能够支撑他们形成稳定的预期。全球化时代，说白了就是一个相互选择的时代，国民选择祖国、祖国吸引国民。所以正确的心态，不是谴责一些富裕民众在全球化时代进行自由选择，而是应当完善国家的制度环境，不断提高社会的公平性、消弭不同阶层民众之间的误解、建立机会平等、着眼于包容性增长。

　　富人或者精英通过资产流动来套取不同制度间的“利差”，获得更好的生活预期。而国家也可以通过制度进步，消弭不同制度间的“差距”，让出去的国民又像候鸟一样飞回来。成百亿的合法资产流出并不可怕，没有宽容的心态来对待它才是可怕的。一些精英移民到别的国家并不可怕，以为被一些精英丢弃，从而对国家变得悲观自暴自弃才是可怕。毛主席说过，“革命低潮的时候一些人可以开小差，革命高潮的时候再欢迎回来”。一些富人或精英并不代表什么，它只是一种候鸟；“筑巢”才是一切，推动国家改革和制度文明建设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