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乎 

　　国企分红成为两会热门词汇之一，各方说辞纷纷，几乎构成一道中国式罗生门。

　　2010年，国有企业利润近2万亿元，上缴440亿元红利，不足5%的比例令人咋舌，国企红利问题一时之间成为两会热潮。直到前段时间，国务院才统一提高央企国资收益收缴比例，资源类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由原来的10%提高到15%，一般竞争类中央企业收取比例由原来的5%提高到10%。

　　尽管有所提升，但是幅度仍旧不尽如人意。两会期间仍旧有不少委员提出提高增收比例，国资委则迅速回应央企红利上缴问题，表态50%过高，“现阶段央企红利上交不宜过高”。而前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也在两会之际大倒苦水，宣称央企红利上调步子不宜过快，全国政协委员、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在一边强调工行每年现金利润上缴50%，一边直呼“媒体及民众妖魔化国企红利”。

　　提高国企分红显然非常必要，一方面这体现了全体公民作为出资人的自然受益结果，另一方面过多资金留存往往对于国企自身治理不利，过多企业系统内廉价资金缺乏金融机构监督审查，必然导致过度投资与决策错误，即使在私人企业也存在这样的情况。

　　然而，多少幅度合适呢？这首先取决于公司增长前景，国资委所谓“企业留存的收益主要用于央企的改革发展”显然也是基于此点。尽管如此，世界银行专家高路易等人研究国有企业的分红政策与私有企业应是相似逻辑，甚至在某些国家会比私人企业比例更高，因为代表了“公共信托”。如果以私人公司为标杆比较，国外一般企业分红约为其盈利在3成到5成，而国企显然不乏政府背书与隐性补贴，征收幅度显然应该最少向私人公司看齐。

　　更进一步，比起国企分红是多少而言，更为现实问题在于分给谁，如何花，程序的正当也决定了结果的公正，这远比现在就决定国企分红是否补贴社保、改善民生更为重要。根据统计，2006到2009年度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为1686亿元，到底怎么花了？据国资委称，支持中央企业自主创新和培育发展新兴产业支出221亿元，约占13%；支持中央企业重组支出908亿元，约占54%；支持中央企业灾后重建支出305亿元，约占18%；支持中央企业应对金融危机支出249.7亿元，约占14.9%；帮助中央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支出2.3亿元，约占0.1%。

　　从国资委新近的答案来看，央企分红相当部分其实仍旧是回归到央企本身，“取之于央企，用之于央企”是否合适？这姑且不论，事实上，国资委作为代理人，收缴分红之后是否有权直接动用尚待推敲，何况红利如何分配的决策过程目前仍旧无从得知。

　　根高路易等人研究认为，中国国企分红最理想的状态应该转交公共财政，经过人大预算批准而核算，“使公共开支在不同部门之间按优先顺序进行更好的配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预算分配过程，即按照一套统一的标准来分配所有的公共财政资源，以满足公共需要。”然而，由于预算监督的缺位，使得国企分红尚未进入公共财政预算，人大等机构无缘加以介入。如果公众无法明确谁来分配、决定、监督这些央企红利，甚至分红比例与分红使用仅仅是国资委与国企彼此共谋的结果，那么国企红利对于社会的改善意义也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