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如果中石油的老板是任志强，中移动的老板是郭台铭，工商银行的老板是黄光裕……108家央企都变成了私企或外企，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 记者  宁南

　　8月27日，履新三天的国资委主任王勇用一连串的数字向他的前任李荣融致敬：2002—2009年，央企资产总额从7万亿元增长到21万亿元，7年累计实现利税9.8万亿元，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从6家增加到30家。这意味着，国资委2009年的总资产超过了同年法国的GDP，其7年上缴利税可以绰绰有余地买下埃克森、微软、苹果、必和必拓、沃尔玛、通用电气等6家排全球市值前十的跨国公司。

　　对于国企的能力，王勇自豪地列举了新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八大工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青藏铁路、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奥运工程、世博保障，“(央企)都发挥了龙头作用”。在他看来，值得骄傲的还包括，“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雨雪冰冻、特大地震洪涝灾害等突发事件和重大灾害，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国有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关键的是，“危急关头，国有企业听党指挥”。

　　要知道，国企的做大做强，也伴随着外界对“国进民退”的质疑。“口水”所向唯四大“原罪”：其一，官商，“国有企业主要依靠政府支持，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其二，垄断，“中央企业靠垄断赚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其三，高收入，“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偏高，国企高管高收入拉大了贫富差距”；其四，国企搞不好，“国有企业经营的是国家的资产，赚钱是国家的，因而缺乏持久的经济动力，不可能搞好”。

　　尤其金融危机后，西方跨国公司资产大幅缩水一派凄风苦雨，国内民营企业普遍受困萎靡不振，唯有国资、央企“风景这边独好”，现金充足、利润劲增，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大举收购。一时间，“国家资本主义”的大帽子纷掷而来。在一次央企负责人内部会议上，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指着台下一群因不满当下“妖魔化”央企而群情激奋的老总们，一字一句地说：“因为你们动了别人的利益。”

　　是的，自2003年4月6日国资委挂牌成立，自李荣融提出“保值增值，做大做强”的管理原则起，就注定了无论是市场繁荣“做大蛋糕”还是市场萧条“抢夺蛋糕”，央企齐装满员地加了进来。影响既得利益分割，自然会招来骂声一片。

　　针对一段时间最被诟病的央企“地王”一事，邵宁分析说，如果交易过程没有腐败，那么国有企业也要按照市场规则取得，也就是价高者得，国有企业没有任何优先权；如果交易过程有腐败，那么国有企业根本拿不到资源，因为有监事会、审计署、纪检部门层层监督，国有企业不能行贿，“因此，能官商勾结的恰恰不是国有企业”。

　　至于垄断，绝大多数看到的只是央企外面的光鲜。某电力央企大声质问记者：“冰雪灾害时，国家要求保证供电，民企都在囤煤涨价，我们两倍的高价买煤发电，不但一分钱都不能涨，而且造成的亏损自己消化。那时候，怎么不骂我们垄断啊？”

　　“石化双雄”的委屈似乎更多。一位中石油负责人向本刊记者抱怨，“我们既担负平抑国内市场油价的责任，又肩负海外找油的重任，由此付出的成本还不得影响每年国家利税上缴的增长。”在国家“不拔毛”的前提下，为了消化支出日益庞大的资源收购成本，发改委推出了新的油价机制给予“补偿”，“涨一分钱都是发改委说了算，我们却成了鱼肉百姓的千古恶人”。

　　做替罪羊不限于此。当前社会情绪最大的背景就是国民财富分配严重分化。最新胡润财富榜显示，中国亿元富翁大概有5.5万人，10亿元的富翁大概有1900人，100亿元的富翁大概有140人。一位国资委官员调侃说：“这些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富人显然都不是国有经济创造出来的。”108家央企一把手平均税前年薪只有58万元，他想不明白的是，这并不影响学者们得出“国企垄断造成社会分化”的结论。沮丧的国企老总们将之解读为，“当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不满情绪很大，人家需要一个发泄对象。中央企业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很容易成为这样的对象”。

　　公允地说，李荣融7年治下，国资和国企发生了显著变化：国资监管体制已经建立，国企的市场活力和竞争力迅速提高，国有经济进一步壮大。这些得到了决策层的充分认可和支持，甚至最激烈的批判者也会搬出这些成绩指责国资委搞得“太强了，太大了”。但实事求是地说，在一个13亿大国利益剧烈分化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仍然探索和跋涉在未知道路上的国资委和国企，确实要比我们认为的要有责任感得多。试想一下，如果2003年李荣融按照某些经济学家给出的“国资完全退出”方案操作这场改革，中石油、工行、中国移动、宝钢、神华等108家央企老板换成了黄光裕、郭台铭、宗庆后等私企大亨，或者被埃克森、汇丰、必和必拓等外企收购，中国经济和中国老百姓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很容易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国资委的存在没有让中国变成俄罗斯，就是不世之功。

　　至于未来，王勇治下的国资委还在继续探索，不过目标已经越来越清晰。有关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国有大企业最终的体制模式很可能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上市公司”。也就是说，没有集团公司，不背存续企业，完全按照资本市场的要求进行运营，彻底实现国有资产的资本化，流动性非常好，随时可以调整、也很容易调整，“认为需要控制的国有股可以不动，需要减少一些控制的就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调整”。

　　再远，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看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