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瑜 禹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作为女性，我自己看国美的陈黄之争，有感性的一方面，也有理性的一方面。如果从理性的角度去看，就是没有监管的决策权是灾难性的。从这件事情上，我们不仅仅是从国美去看，中国大部分的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其实都面临着决策与监管体系的考验。

　　一个是股东会，一个是董事会，一个是管理层，这三点其实应该是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应该有一种监管作用贯穿其中。但是中国的企业这三者大部分都是重合的。

　　有时候我们单纯去看董事会和管理层，董事会和管理层是重合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很多企业连股东会都是跟管理层一起的，就形成没有监管的绝对权力，这种治理环境在一些关键时候既是一家公司成功的原因，也是一家公司发展的契机，因为这样可以有足够的效率和力量推动公司的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混乱的治理结构，往往在方向上也可能会犯更多、更可怕的错误。

　　当年宋徽宗对文化的发展，是应该得到足够认可的，但是他这么开明的一个人，到最后做的那些事情，都来源于没有监管之后的灾难。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一个大环境，怎么样去达到治理体系下面的一种平衡，都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事论事地看，国美是香港上市公司，所谓公司体系的管理，还是西方的一套体系。美国大部分企业的治理体系都经历过上百年的探索和实践，而我们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也就是短短的三十年，其实还没有形成一种适合中国文化的公司治理体系。我们直接挪用西方的公司治理体系，甚至是金融体系，同时，自身的文化也形成了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这种三位一体的中国式治理架构。

　　中国的企业在公司治理过程中有很多不清楚或者混乱的一些操作，因为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可能会有一些随心所欲的感觉。比如说黄光裕在董事会的权力设置上，甚至超越了股东大会，在权力的使用方面就容易走向肆无忌惮。

　　本身把股东会的权力、董事会的权力、管理层的权力非常清晰地按照公司章程的方式明确下来，通过股东会对董事会授权，董事会再给管理层授权，这种方式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国美的问题在于，黄光裕把股东会的权力授予给了董事会，而陈晓也正是拿了黄光裕的这把枪反过来打了黄光裕自己。事实上这种监管体系要有效的运作，最好还是按照规范去做。这一点在中国现有的体系下是比较难的，大家很难去跨越所谓感性的那一个方面，只能陷入对职业经理人素养的赌博。

　　一个中国公司，未来怎么样更好地发展下去？一方面是职业经理人本身的能力和职业经理人本身的素养，让董事会和股东会能够把该交给他们的授权让他去发展这个公司，为股东创造利益。反过来说，股东会也会给管理团队一个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回报，然后形成这样一种循环。可能在现阶段，我们在很多地方做的是反其道而行。

　　西方国家更多的是以规则来治理公司，而中国很多老板会以感情、人治来推动公司的发展。西方的顺序是“法、礼、情”，而在中国的顺序倒过来了，是“情、理、法”。在国美陈黄之争里面，双方用了资本、道德、感情、舆论的资源进行争夺，事实上这种方式是非常中国式的。正因为“情、理、法”是我们中国思考的一种逻辑顺序导致了这种做法。从对公司的品牌影响来说，我不见得会去认同这样一种做法，我们知道乔布斯自己开了苹果公司，自己对这家公司有战略定位，看重产品品牌、制定高价战略、不做低端市场、维持较高利润，在结果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时候，乔布斯反而被迫离开苹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无论乔布斯还是股东会，都没有想到打感情牌，这是一套成熟体系之下决策权尊重股权的真实反映，每个人都必须遵循这种游戏规则。

　　关于国美的这次投票结果，我认为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发生，没有走到这一步的话对于公司的发展可能会有更好的选择，因为以这种方式进行投票，过程当中对投资者的信心、对用户的信心以及对国美的品牌都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走到了这一步之后，出现这样一种投票结果，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双方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没有走到不归路上。应该来讲，这种和平的方式无论对整个企业还是对用户，无论是对整体品牌未来的发展还是对公司治理体系的进步来说，都还算比较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