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卫国

　　国美电器向各利益相关者的大门已经开启，有关重组国美董事会的决战将在9月28日展开，剩下的工作就是国美各个 “选民”的利益将如何平衡。

　　所有的问题都将回到“股东多数决”的标尺下，但是作为拥有独立人格的国美电器，它的利益又如何保障呢？

　　无论投票结果如何，这些根本性问题需要我们反思：公司、董事会、股东，他们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为这个复杂关系中的关键环节，国美电器需要什么样的董事和董事会？

　　再延展一下，中国的公司需要什么样的董事会？

　　人们应该日益认识到，公司是完全独立于其所有者的一个实体。公司为股东所有，但公司的财产为公司所有，并非为股东所控制。黄光裕2008年的案发，加深了这一认识。他的罪嫌并没有导致国美电器的坍塌，是国美电器拥有独立人格的明证。

　　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也并非一致，这有太多的证明，也同样可以在国美电器身上找到范例。

　　机构投资者在国美电器面临困难、不确定时选择了抛弃：黄光裕在2008年末被拘之后，投资者竞相出走，国美股票大跌；在这次控制权纷争当中，面对未来的不确定，国美大股东之一富达基金进行了大手笔减持。

　　作为第一大股东的黄光裕曾通过国美电器进行利益输送：2008年初，为偿还私人贷款，黄光裕及夫人杜鹃策划了国美电器的股份回购，这使得国美电器及其股东损失了约16亿港元。

　　股份的短期拥有者更是如此：他们在法律上是“主人”，但他们在成为“主人”之后，或许几天之后就不见踪影。企业的繁荣与否与其没有关系，股价波动就会让这些“主人”轻言放弃。

　　公司的所有者有太多的依据使得公司服从其意志，以至于在很多时候，公司被这些所有者奴役，或者成为股东奴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工具。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司治理的焦点并非是股东无法捍卫其自身利益，而是公司无法捍卫其自身利益。

　　由是，在国美电器的案例上，我们应赋予对国美电器本身利益的充分尊重和更多保护。利益相关人需要承认，这个利益有别于其他社会利益和股东利益——无论是贝恩资本还是黄光裕家族。

　　贝恩资本的利益在于其未来5到7年内股票最终变现时差价的最大化；黄光裕家族的利益在于其利益如何在国美身上实现最大化。

　　作为国美电器这艘大船的导航者，国美电器的董事们并非应为此服务，更不是、且不能作为这些所有者的代言人来行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董事会能够阐述一个长远策略，并为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大的利益时，股东并非是至上的。

　　在此情景下，这些董事们在行使权利管理企业时，并非有义务遵循哪怕是多数派股东的意愿；也并无义务在短期内促进某个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股东亦不得利用其“多数决”的权利，迫使董事采取违背其义务的行动。董事亦有其责任，兼顾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利益。

　　这些在现实中极其难得，在法律程序上也面临重重困难，但这无疑应成为董事局成员们的追求。

　　有关国美电器控制权纷争的讨论，仍然未能落实到这一点上。直到现在，有关忠诚的批评，亦成为国美董事局的一些成员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他们被指责为“背叛”，在伦理中备受煎熬。

　　诸种言论是要求他们服从某个特定股东的压力，这其实妨害了他们正常担当其责任。他们如何化解这种压力，并能够自始至终遵循董事应担当的真正责任，对于这些人而言是当下及未来最大的挑战。

　　这显示了构造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董事会的难度和重要。国美正需要这样一个真正独立、公正的董事会。它不为大股东控制，不为内部人所收买，也不为与公司利益无关的其他价值观所左右。

　　而在这场纷争中，我们看到的是，黄光裕家族的习惯仍然在发挥作用：将其私人信任，带入到一个现代公司治理的框架下。此次他们在改组董事会的动议中，提名候选国美董事的，一个是黄光裕的胞妹，一个是其律师，显然是其家族代言人。若基于公司利益，在董事局的提名上，应有更好的人选。

　　与此同时，贝恩资本的做法亦未能够让人满意，其派驻的三位董事，全部来源于自身，他们只代表投资基金的经验和利益，但公司经营活动的着眼点是产业经济，而不是金融经济。

　　无论未来的董事会从属于哪个特定利益集团，国美都难免成为工具，除了实际控制人，对于其他各方而言，“工具化国美”将是最差的选项。

　　如何避免这种结果，正是国美电器面临的关键命题。

　　所有的机会在于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公正的董事会，这是成就一个强大、健康有生命力的企业的必需条件。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