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水了，人可以活多少天？这不是环保的宣传，而是一场潜在的社会危机的预警。

　　近年来河流迅速被污染，水源地受到影响也在意料之中，污染的饮用水对公众健康造成大规模威胁就在身边，而且时有发生。一方面是企业污染了大量的水源，另一方面是企业将仅存的洁净水源垄断用于生产饮用水，高质量的饮用水硬生生地被营造成了稀缺的商品，“水会是下一种石油”正在变成现实。

　　由于水价的调整才刚刚开始，目前水价对社会矛盾的影响也还未大规模显现出来。有些地区，比如昆明市的水价近三年来陆陆续续上涨了将近90%，但是对于水价的抱怨还没有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矛盾。最近十多年，一些发展中国家已出现了大量因水价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乃至于骚乱。这些教训，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水行业是个暴利行业，在国际上几乎无可争议。而水务的私营化，被国际视为解决饮水问题的灵丹妙药。WTO通过的GATS(服务贸易总协议)把饮用水供应列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后，跨国水公司开始全面进入发展中国家，并带来了水价上涨的风潮。当水价引发社会矛盾时，跨国水公司也因此而成为水价上涨的象征。

　　1999年，玻利维亚人民被迫将水务私营化。贝希尔特的子公司AguasdelTunari,进入玻利维亚市场，提出四年的合约，要将该国大部分的水务私营化。不久，穷人的水费增至原来的两倍，然后是三倍。穷人对于水费的变化不仅更敏感，而且使用更多水资源的强势集团，反而可以从政府获取水价的补贴。愤怒的情绪终于爆发，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省街头爆发了抗议，人民走上街头要求马上终止水务合约。抗议事件导致当局动用戒严令来保障公司的合约，穿着便衣的秘密警察躲在军装警员后面，向群众开枪。戒严令导致一名少年死亡，逾百人受伤。即便如此，也无法阻挡公众的抗争，为水的抗争就是为了生存权的抗争，玻利维亚各地为反抗水务私营化出现多次骚动。这种故事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里重复发生着，在肯尼亚，在巴西，在菲律宾，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的穷人被迫购买昂贵的饮水，有些国家普通家庭用于支付水费的部分达到家庭支出的四成，或者饮用不洁净的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世界超过12亿人未能得到干净的饮用水，每年有超过500万名儿童，大部分在非洲及亚洲，死于可避免的、与食水有关的疾病。

　　对于穷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命运制定的两难选择，他们还有第三条路线，就是抗争。代议制度不完善的地区，穷人可以选择法律手段维权；法治不完善不健全时，穷人只好选择社会运动；当社会运动也无法进行时，骚乱就是最后的选项。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社会危机，和我们目前所走的路线惊人相似。对我国而言，水价的调整还只是开始的阶段，而跨国水公司在国内的份额还比较有限，这些都是好的因素。而不好的因素在于，无论水公司的所有权属于谁，调价的方案最后都是由政府出面拍板的，政府就这样对水价调整带来的社会矛盾也进行了背书。

　　今天所有水价调整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其中的弱势人群对水价调整方案的影响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此，尽管所有水价调整方案时，政府部门都有承诺会考虑低收入人群的状况，可是这并不是一张保票。这个承诺不仅短期不缓解矛盾，当水价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而水价带来的社会矛盾在未来显现时，只会增加普通公众对于相关政府部门的矛盾。普通公众和弱势人群的利益能否被考虑，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并没有被忘记。只是在丰厚利润面前，利益集团实在不愿抽出闲暇，也不愿拔一毛以利天下，也往往不相信水价上涨以后，买不起水的人真能折腾出什么，最终这个滚烫的山芋被抛向社会。

　　眼下，对于普通公众的声音，更多利益方还是心怀侥幸，一位投资咨询公司的总经理就认为，“随着市场体系的日益深化以及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居民对于水价上涨的承受力其实还是有的”。水价的问题，因此和教育、医疗、养老的问题一样，不是在一个多方对话中进行博弈，而是利益集团不断和普通居民的承受力进行着博弈，豪赌社会冲突的临界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水价的上涨是一个复杂的公式。是否将社会大众也引入上涨的公式之中，靠的是政府的高瞻远瞩，靠的是企业的长期利益计算，也靠的是普通公众利益的有效表达。三者都靠不住的时候，那就只有陷入其他发展中国家已经出现过的所有漩涡之中。更糟糕的是，这种冲突在我国不会表现为公众与企业之间的冲突，而是以公众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冲突表现出来。

　　所以，不考虑社会维稳成本的水价，就是社会的又一个火药桶，而政府部门又被放在了火药桶之上。无论于公于私，赶在弱势人群的抗争之前，政府部门先行一步，将对弱势人群的保护先落到实处，消除水价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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