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步

　　国内颇有影响力的《财经》杂志面临一场控股权的风波，创始人胡舒立很有可能离开创办了十年之久的《财经》，而之前她的“最好拍档”吴传晖的辞职获得控股方的批准，已离开了《财经》。两位颇具创新精神的负责人相继离开《财经》杂志，带来我们对未来中国媒体生态的担忧。这场震荡也说明，在关系到传媒的生存与发展，以及新闻报道的自主权等大事上，从业者发言权不充分，我国的媒体生态仍然处于一种待发展状态。

　　传媒业是一种特殊行业，既要在市场上求得生存与发展，又要兼顾社会责任，在我国，传媒还要保证舆论的正确性，确保不触犯红线。

　　许多媒体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新近发生的事件，引起了很大反响，但也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如“云南卖淫案”。媒体为了保证时效性，在抢发新闻的过程中，会产生所谓不断“校正的真相”的滚动报道模式，其中也许会有报道上的瑕疵，这成为了三家媒体受到有关方面的黄牌警告、遭到行政处罚的发端(《南风窗》报道)。

　　面对当前媒体出现的变革，以及推动我国向国际社会传播良好形象的考虑，胡锦涛主席于10月9日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媒体大会上，强调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媒体发展，鼓励和支持媒体在通达社情民意、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说明政府非常重视传媒的舆论监督，也希望通过舆论监督缓解社会压力，维护社会稳定。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对传媒随意打压，甚至进行打击报复，违背了媒体行业的普遍规律。在西方社会，媒体也会受到相应的来自资方的压力，但是媒体如果出现错误的报道，主要的惩罚来源于新闻当事人诉诸法律的诉讼。

　　《财经》杂志的震荡，看似来自资方，但资方与新闻报道从业人员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依然耐人寻味。如果传媒的疏导功能被资方这样肆意压制，公众的情绪无法发泄，获取信息的渠道闭塞，迟早对社会管理不利。

　　面对压力，胡舒立并未就此束手，仍然很有可能寻找到新的空间，这说明，即使资方挤走了胡舒立团队，媒体仍然会不断产生新的呼吸空间，这些新的缝隙，或许就是希望所在。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在网络急遽发展的背景下，再采取老的管理办法已经行不通，而是逐渐采取相对温和与开放的态度面对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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