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冉

　　虽然和舒立相识多年，但是因为现在正是人家最敏感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多问。不过我相信，这次集体出走肯定同两个因素有关：是公司上市后团队激励的持续缺位，一是挂靠单位调整后新闻报道空间的日益压缩。这两个因素直指一个共同的节点：体制。

　　在我看来，中国国有传媒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改制上的问题(那只是获得资本的一种手段)，不是制播分离的问题(那只是在现有体制下为圈钱而设计的一条路径)，不是做大做强的问题(那只是一个最终目标而不是问题)，甚至也不是明晰思路和战略的问题(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体制改革和体制创新作为保证，即便明晰了战略同样将会在推进和执行的过程中举步维艰)。

　　回到《财经》事件。我一直觉得舒立是中国最具有新闻判断力、责任感和正义感的媒体人士，对她充满尊敬。无论她最终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作为老朋友，我都会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因为那将不只是她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的事，而是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所处的人文环境都有深远寓意的一件事。

　　不过，站在行业的角度，如果她真的离开《财经》，我也对她有两个小希望。第一，出于职业道德，我不仅不希望看到她主动邀请团队加盟新平台，甚至希望看到她能说服一部分采编团队留守《财经》；第二，无论她是否有非竞争协议在身，我希望她能考虑主动给自己一个一年左右的非竞争期，先从一个与《财经》不直接竞争的媒体开始自己的下一段旅程……

　　虽然作为舒立杂志的一个普通读者(曾经也是作者)，我希望尽早看到她在一个新的媒体平台上扬眉剑出鞘，并对她的下一本杂志本能地怀有着极大的期盼之情，但我知道，舒立是胸怀大格局的人，因此她会主动考虑如何用自己的行动为中国传媒这个亟需振兴和涤荡的行业留下点值得人们长久记忆和缅怀的、与价值观有关的正面的东西。

　　或许，舒立这次拷问的不仅仅是体制，不仅仅是联办，不仅仅是《财经》，也包括舒立自己。

　　对了，《财经》要是真的牛，就应该来一篇《财经团队集体出走内幕》。不过，真能如此，舒立他们可能也就无须出走了。

　　作者系易凯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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