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锋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了《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55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111%。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异常活跃，特别是收购、兼并金额占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一半。很多让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并购活动(如腾中收购悍马、温州企业收购皮尔·卡丹、吉利收购沃尔沃等等)纷纷浮出水面。这使得国内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质疑的声音，担心中国企业的冲动可能给自身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其实，只要我们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中国企业近年来海外并购的加速并非偶然，它是中国经济宏观发展的必然要求和企业微观行为的理性选择，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巨型画作，它打开的越多，带给我们的惊叹也越多，再自然不过了。

　　首先，从宏观角度来看，根据经济学家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The theory of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对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实现以及本国区位优势的状况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该国直接投资的地位和状态。该理论指出，当人均GDP介于2000-4750美元时，将是一国大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在2002-2007年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高达40%以上，对外收购和兼并也一直接近对外投资的40%；2008年，中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加上巨额外汇储备的累积以及人民币升值的有利条件，对外投资加速增长，海外并购接近对外投资的一半。可见，2008年中国对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迅猛增长，是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也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延续。只不过金融危机背景下，海外资产缩水，一些国家为补充流动性，也降低了政治门槛，这些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并购提供了更好的机遇。

　　其次，从微观角度来看，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确实有了明显的提升。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9世界企业500强，内地34家企业入围，比2002年增加了23家。中国企业联合会的统计也显示，中国入围企业的数量和营业收入占世界企业500强的份额分别为6.8%和6.24%，比上年提高1.6和1.7个百分点；利润在世界500强中所占份额高达11.4%，比上年提高5.1个百分点。另外，2009中国企业500强的绩效首超世界和美国企业500强，这些都明显改变了以往中国企业盈利能力不佳的形象，说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确实在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和并购不仅有实力支撑，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满足国家和企业发展的战略需求。

　　一方面，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需求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开启，通过出口贸易向外部市场转移过剩产能又极易遭遇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因此，进行海外投资和并购不仅能解决市场需求问题，也能最大限度规避贸易壁垒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已经全面融入全球分工网络，但由于在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获取的全球化红利非常有限。因此，通过海外投资和并购的方式向价值链的研发、设计、资源、能源及零部件等上游领域攀升，向物流、批发、零售等下游领域延伸，不仅能使中国企业获取更多的分工利益，也能增强中国企业在全球分工网络中的地位。尽管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开展并购活动存在巨大的风险，但如果通过并购能够满足企业发展的战略性需求，我们认为这个风险是值得去尝试的。1

　　现在人们的主要疑虑是，担心中国企业在危机下的并购会重蹈1980年代日本企业疯狂海外并购的覆辙。我们认为，出现日本式陷阱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今天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条件和当年的日本完全不同。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硬实力(资本)完全没有问题，关键是软实力能否及时跟上。这个软实力主要体现在管理能力和文化整合能力上。

　　例如，中国企业500强中很多属于垄断行业，这些企业的利润主要来自政府政策的支持，而并非自身经营管理能力有多好。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必将在并购后受到严峻的挑战。另外，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后，文化整合问题始终是难以逾越的障碍。研究表明，70%的并购没有实现预期的商业价值，其中70%的并购失败源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TCL、联想、上汽等海外并购先驱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不在于金融危机本身，而在于并购后的管理能力和文化整合能力能否适应并购后的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