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对于水价改革来说,明确水价机制比涨价更重要。
目前的听证会并没有提供给公众更多信息。应像上市公司那样,由审计公司审计,然后向社会公布。内容包括雇用了多少人员、这一数字是否合理、工资和福利是多少、有无过多超越社会平均水平的嫌疑,还包括所增加的投资,用到了哪些地方,是不是合理合法的。要把成本阳光化。
东方早报记者 陈静思
实习生 周瑞丰 发自北京
近两月以来,上海、天津等多个大中城市纷纷举行水价上调听证会,同时有其他城市酝酿跟进。国家发改委日前也明确肯定多个城市调高水价符合改革方向。
当包括水价在内的资源价改成为官方共识并加速推进之时,如何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而不是单纯调整价格,成为亟待破解的难题。
天则经济研究所公用事业研究中心赵旭说,“要公开透明,把话说清楚,为什么涨价,是哪部分在涨。”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也表示,水价的成本透明是调价的基础。
这也被认为是保证水价改革公平与效率的重要途径。
涨价原因:
多因素助推成本增加
供水行业虽然关系国计民生,但似乎从未像这段时间,进入如此广泛的公众视野。其中,水价上涨对此“推动甚大”。
赵旭把水价分成三个部分:水资源费,是针对资源价值的收费;二是原水费,原水是没有经过自来水厂净化处理的水;三是自来水公司范围内的成本,包括净化、输配、销售、服务、维护等成本。
有关水价上涨,赵旭分析说,一是水资源费的上涨,这是对资源价值的收费,尤其是我国比较缺水,提高水资源费是为了节水。
另一因素是原水费上涨。原水是指取自天然水体或蓄水水体,如河流、湖泊、池塘或地下蓄水层等。原水的成本也在提升,能源和电费都在上涨,原水的输送成本也随之上涨。
第三个因素来自自来水公司本身的成本:制水、输配和服务维护的费用增加。还有投资的增加和提升水质的成本所带来的费用提高。
赵旭说,当然也有一些成本降低的因素,比如远程水表可以减少上门抄表的人员。还有遇到大的经济危机,人工、能源费用下降等。
他坦言,水价虽然存在下降的可能,但近一段时间在中国难以实现。
公开透明:
成本阳光化是调价基础
此前,世界银行把家庭收入的5%作为水价的上限,而国际上一般通行的比率是2~3%,中国目前大概在1%~2%。傅涛认为,中国在2%以下的水价支付比率都是合理的,如果超过3%的话,政府对贫困人群采取一定的补偿机制也是未尝不可的。
“从这个角度讲,我国水价在合理承受力上还是有空间的。”傅涛还表示,这还要看政府的态度,如果政府给低收入人群补偿得多,水价的空间就会大。
如此看来,水价上涨趋势不可避免。但是,专家认为,对于水价改革来说,明确水价机制比涨价更重要。
赵旭主张,“要公开透明,把话说清楚,为什么涨价,是哪部分在涨。”事实上,政府部门在这方面语焉不详。
赵旭说:“如果是自来水公司因为成本上升导致亏损,那应该将成本亮出来给大家看。但目前的听证会并没有提供给公众更多信息。应像上市公司那样,由审计公司审计,然后向社会公布。内容包括雇用了多少人员,这一数字是否合理,工资和福利是多少,有无过多超越社会平均水平的嫌疑,包括所增加的投资、用到了哪些地方、是不是合理合法的。要把成本阳光化。”
傅涛表示,把水价的成本透明给老百姓,不一定是全部的细节,至少是一些关键性的服务和成本指标,自来水公司发布的统计数据和基本的经营数据,才是调价的基础。
行业现状:
自来水公司涨价受益小
根据今年4月27日上海水价听证会公布的官方数据,2008年上海自来水企业主营业务利润-4.18亿元,净利润-2.65亿元。排水企业主营业务利润-1.95亿元,净利润-1.95亿元,供排水企业合计亏损4.6亿元。
1998年,《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发布,明确我国城市供水价格由供水成本、费用、税金和利润构成,企业平均净资产利润率为8%~10%。“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供水服务基本处于‘福利’价格水平,水价一直低于运营成本。”傅涛说。
傅涛说:“大多数城市供水企业的财务状况并不好,账面亏损,但企业经营和福利却较高。”
清华大学在调研中发现,上海水价调整的很大部分并没有令自来水公司得到真正的收益,而绝大部分资金用于补贴原水工程。
社会企业进入:
并未实质影响水价
一方面是垄断领域引入市场竞争,给中国供水市场带来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另一方面,资产溢价收购的现象多次出现,又被公众认作水价上涨的罪魁祸首。
傅涛认为,“大批的社会资本涌入城市供水行业,纯国有运营的企业在逐步减少,社会企业的比重在逐步增加,社会企业运营将成为今后的主导模式。”
“外资并购对城市供水价格未产生实质影响。”傅涛向早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对36个核心城市2002年以后的城市水价进行比较会发现,在有社会企业进入的16个城市中,有11个城市后来调高了水价,占比68.8%。在没有社会企业进入的20个城市中,有18个城市调高了水价,所占比例为90%。如此来看,社会企业的进入并不是地方水价上涨的必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