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惠林

　　文化产业属于经济还是属于文化？一直存在争议。然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在中国得出的关于文化产业“逆势上扬”及其“反经济周期调节的规律性”的判断和结论，却在无意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文化”是文化产业的根本属性。几乎所有关于文化产业在经济危机中对人的作用的表达都使用了一个同样的词语：慰藉，文化产业给与人的精神与心灵的安抚作用(其实是文化产品而非文化产业具有慰藉人们精神与心灵的作用)。但至少这样的表达帮我们解决了一个认识上的问题，那就是决定文化产业根本性质属性的是它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需求决定生产，需求的内容规定了生产的属性。人们之所以在物质生产之外还要发展文化生产，就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无法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需求。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无不以这样的发现来界定自己。文化产业就是最重要的界定方式：文化的界定。

　　文化产业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完全以实体经济的方式存在的，比如文化产业设备制造业等。然而，在我国十年来的所有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中，这一部分并不属于研究对象。这意味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就是关于文化产业的内容生产、流通和分配研究，而主要的不是关于文化产业的经济研究。这是关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质的规定性。所有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都是由此来定义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区别开来。因此，不能因为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形态具有经济属性而把文化产业界定为经济范畴。在历次党的正式文件中，有关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的政策性阐述，都是列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里的。

　　文化产业对文化制度具有建构与解构的功能。现今国际社会的一切文化审查制度以及文化准入和文化贸易壁垒制度，都是文化产业所具有的这种建构与解构功能造成的。印刷术在欧洲的广泛使用催生了现代出版业和新闻传播业，成为资产阶级新教革命的关键手段，也导致了书报检查制度诞生；法国和美国出现的电影贸易世纪大战导致了电影贸易的配额制度，电影业的市场准入和电影贸易的国际壁垒同时诞生；现代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播业的诞生，直接影响了欧洲关于视听产业的放松还是管制的制度革命。互联网技术导致了虚拟文化产业的出现，随之而来的网络色情对社会发展以及未成年人的精神健康构成的安全威胁，使得许多国家不得不制定和出台了网络分级制度。可以这样说，20世纪人类社会文化制度的一切创制都是因文化产业对原有文化制度的解构的发生而发生的。文化产业的现代运动与现代发展现实地规定了20世纪人类社会的现代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产业构成了人类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制度，是现代人类社会精神性存在的全部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所在。文化产业在解放了人类社会的精神的时候，同时为人类开放了一个新的精神天空，建构了在这个精神空间的秩序和规则。人们的一切社会文化关系，便在这个空间秩序和规则中得到了新的生命形态。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文化产业是制度革命与制度创新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制度的重要体现。过去单一的文化产业投资结构和主体构成，历史地规定了文化产业在整个国家文化建设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附属地位与身份。这一点，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产业机构的生命运动的轨迹可以看出。在这样一种生命形态中，文化产业所体现的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关系：人们既不能主动地选择什么，也不能参与文化产业其中去发展什么。因为，在文化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里的革命之后，政府把一切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与分配也都纳入到了计划经济体制。这最终导致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长期停滞不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提出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战略选择，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度的创新建构，必然提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性要求。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在党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的政治主张，把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相提并论，并且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看作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多样化的重要途径。文化产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制度性建构，写进了党的政治决议、国家战略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家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各项公民权利的彰显，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以及全面推行的文化体制改革，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正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那就是公民文化权益和权利的全面保障和全面落实的新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文化产业，人和社会的一切文化关系得到了全面的调整；因为文化产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调整；因为文化产业，人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得到了全面的调整。文化产业在中国成为人和社会一切文化关系重构的纽带和关键词，成为中国文化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标志，判断中国文化民主化进程和对外开放度的晴雨表。

　　文化产业是一种战略资源，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之所以能够被重视，能够得到政府的政策扶持，甚至能够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至少有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因素：一、文化产业成为一种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它改变了原有的以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为主要财富增长方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和社会发展模式，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形式和内容，改变了原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结构，从而使知识经济以文化经济的全新转变而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低碳经济”；二、文化产业由于是在购买人们的精神消费的过程中实现财富创造的，因此，它不只是改变了财富的创造方式，而且还改变了人们如何改变自己精神生产和精神消费的方式，包括精神表达和精神传播方式，改变了整个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空间结构，因而具有物质性创造所不具有的一种深刻的解构和建构现代精神世界空间的无形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改变了国家间文化和精神空间的原有格局，影响和改变了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走向与秩序建构。文化产业的兼具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以及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力量，使得它在世纪之交迅速成为现代国家重新安排国家产业调整和建构新的产业结构布局的重要选择。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被迅速重组，而“文化霸权主义”、“国家文化安全”等也由于深刻地反映了这一过程中的文化不平等关系，揭示了其中出现的超越了文化交流和文明交融的“文明冲突”，威胁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生存与文化发展的现实而成为新的时尚词汇。文化产业的准入与反准入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较量的重要领域而占据了新的外交空间。文化产业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凸现了它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从而使之具有战略性。尽管不同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与战略表达具有各国政治决策的特点，但是，凡是现代文化产业的发达国家，没有不把它放到国家战略地位的。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没有发达的文化产业，就没有话语权。因此，我们说，文化产业不只是经济和文化，而且还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制度和国家战略。

　　正是由于文化产业具有改变现存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价值与功能，文化产业现代发展的成熟性程度以及它在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的程度，将直接构成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软实力的关键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产业的现代发展就具有战略意义和战略价值，具有战略资源价值。开发这种战略资源、控制这种战略资源并且在全球垄断这种战略资源也就成为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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