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关键资源行业的重大改革上犹豫不决，改革方向受到利益集团钳制而出现偏差，这种停滞和偏离，不仅造成煤、电、油、运、气、热以及资源综合利益、节能环保等相关各产业链环节出现一系列的深度紊乱，而且波及金融、股市和其他经济环节，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重重隐患

　　□文 韩晓平(中国能源网CIO)

　　最近，长期从事中国改革制度设计工作的原国家体改办副主任、电监会副主席，现任全国政协人口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邵秉仁提出，解决中国经济当前的困难局面，不仅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的大力投资，更重要的是必须加速改革，特别是对于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不能延缓，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应对危机。

　　从华盛顿到纽约，从伦敦到巴黎，我们可以从全世界所有的经济政治中心听到关于以改革应对危机的讨论。人们意识到只有改革当前体制，才能彻底解决当前的问题。西方国家放任金融资本过度干预经济活动，允许其以“活跃市场”为借口无孔不入地渗入各种交易活动，以“金融创新”为说辞肆无忌惮地制造各种金融投机衍生产品；“供需配置资源”被异变为“资本配置资源”，最终演变为金融投机配置资源；金融投机者隔阻了供需双方交易信息，使供需双方的真实意图无法体现，从而垄断市场，操控价格，谋取了巨额利润。

　　华尔街海啸始于次贷危机，但引爆危机的火药桶却是石油。为维持美国泡沫经济的繁荣，美国需要发行更多的货币，美元作为石油本位的全球性货币，推高油价是一种选择的手段。2006年5月30日，美国高盛公司董事长兼CEO亨利·保尔森被布什推荐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后，美国更加放任金融机构对石油期货的投机。保尔森担任美国财长当天，国际油价每桶是72.03美元，到2008年7月11日超过每桶147.27美元。布什为什么重用保尔森？保尔森又为什么放任油价疯涨？这显然是白宫和华尔街之间的交易，原因在于高盛控制着全球的石油期货交易，推高油价能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巨鳄获取更多利润。同时，高企的油价可以为布什的乡亲们——得克萨斯的石油富佬们获取更多的石油美元，为他们开发阿拉斯加和美国近海油田在国会扫平道路，而且可以遏制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咄咄逼人的快速成长，可谓一箭数雕。

　　高油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通货膨胀。美国是一个建筑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家，规模化生产和海外廉价商品都依赖高速公路系统将商品运往全国各地，油价上涨直接影响每一件商品的价格，尤其是食品。美国人的大房子都远离城市中心和工业区，多数美国人要每天开车几十英里上下班，油价上涨让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雪上加霜，面对日益上涨的油价和同步而生的通货膨胀，很快就失去了继续支付住房按揭贷款的能力，遭致房屋被拍卖。大量房屋被低价拍卖，又影响了房地产市场价格，房价大幅度下跌使房产市价低于按揭贷款额。连环地雷阵的弦就这样被拉响了。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最大的按揭付款担保公司开始摇摇欲坠，将危机传导给金融市场，贝尔斯通、雷曼、美林等投行相继破产，危机越演越烈。从次债危机一步一步演变为债务危机—信用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信心危机—经济危机，从虚拟经济波及到实体经济，从美国扩散到欧洲、日本，逐步蔓延到全世界。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最重要的是保持供需双方交易的真实有效，让市场主体充分发挥自组织的能动性。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早就告诉我们，垄断资本(无论是实体形式还是金融形式)隔阻了供需双方的交易信息和交易关系，必然最终导致市场的深度混乱。1867年是这样，1929年是这样，2008年依然是这样。

　　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对于中国的估计曾甚为乐观，认为中国由于有外汇不可自由兑换的“防火墙”，有银行贷款实物质押制度，有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有巨大的内需动力，特别是我们的举国体制加市场经济形成的独特优势，中国有能力避免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成为全世界抵御金融危机的中坚力量。但2008年9月之后，一些数据显现了中国经济可能面临的“凶兆”：东南沿海出口受到严重影响，钢铁企业的销售陷入停滞，9月份的全国电力弹性系数多年来突然低于1，几年来的电煤紧缺一下得以缓解，秦皇岛港的煤炭库存直逼顶点。10月份，经济指标进一步恶化，当月的电力销售同比竟然出现4%的负增长。GDP和CPI等数据都具有较大的伸缩性，人为意志影响较大，但电力销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硬指标，它明白无误地为中国经济亮起了黄灯。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2008年11月27日表示，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11月份国内一些经济指标确实出现加速下滑态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12月2日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减速势头超出预料。

　　在隔阻供需之间交易关系的问题上，中国也许更甚。国家和国企常常难分彼此，但利益又经常冲突。邵秉仁认为：“我国的垄断企业在相关行业处于垄断地位，形成了政府与企业一对一的谈判局面，侵蚀了政府在相关行业的话语权。我国电力行业市场化难以继续推行的原因之一就是电网依然基本保持输、配、供的独家垄断。”不仅电力如此，石油更是了不得。2008年11月17日美国平均油价是2.4美元/加仑，折合人民币是4.59元/升，而当日北京油价6.37元/升——相当于中石油、中石化每升额外多赚近两元。

　　全球为应对金融危机，均采取减税和打压油价，中国的高油价已经为下滑的经济雪上加霜。在这一次油价定价机制改革中，始终没有一个能够体现中国价格的因素，中国的石油在中国销售，却要根据荷兰鹿特丹或英国北海布伦特的价格而定。中国的石油公司以很低的价格获取国家的资源，不用缴纳高额的资源税，也无需支付“份额油”，这些资源既不允许民营企业开采，也不允许外资染指，其中的收益无法体现到中国的定价机制之中。

　　目前社会上不论对石油还是电力，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价格改革上，似乎实现国际油价接轨和煤电联动，使价格“随行就市”，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但在一个市场发育不完善、竞争不充分、政企难分、供需意志被垄断利益集团越俎代庖的状态下，定价权从政府移交给市场强势的超级垄断国企，对于消费者和产业链末端的中小企业无疑更是灾难。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典型前例是，电网的垄断问题非但没有通过改革而解决，反而不断被强化。电力需求一方，与发电企业一直因为电网的隔阻而不能进行交易，供需无法优化配置资源，一会儿是拉闸限电，一会儿电力过剩，从而造成一会儿煤炭供应紧张，一会儿煤炭库存成灾。发电企业的股票不断暴跌，为已经低迷的股市掀起了一片红色海洋。从2005年起，全国电力装机每年增加8000万至1亿千瓦，任由高耗能企业和高耗电设备泛滥。近几个月来，发电设备利用小时直线跌了下去，对金融机构数万亿贷款的偿还带来直接的威胁。

　　中国的崛起是30年不断改革的成果。但是前一段时期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一些深层矛盾被掩盖，政府对于改革的关注度不足，在一些关键行业特别是国民经济基础性行业的重大改革上犹豫不决，改革方向受到利益集团钳制而出现偏差。这种停滞和偏离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转，不仅造成煤、电、油、运、气、热以及资源综合利益、节能环保等相关各产业链环节出现一系列的深度紊乱，而且波及金融、股市和其他经济环节，对经济大起大落形成推波助澜的作用，为经济危机埋下了重重隐患。垄断非但没有被克服，反而得以强化，甚至政治化、法律化，某些垄断企业将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混淆一谈，强加于市场和民众。正如邵秉仁所说，“之所以改革停滞，主要是缺乏改革的意愿和决心。”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中央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来应对当前的困局，回避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我们长期积蓄的深层矛盾，很难有效调动全社会的投资意愿，恐怕未必能够从危机中顺利脱身。我们担心一些长期被高速发展掩盖的矛盾在经济减速后集中爆发。也许我们有可能逃过此劫，但并非中国不存在发生危机的内患；如果中国这次未能幸免于难，也是外部的导火索引爆了内部的火药桶。

　　但愿北京的冬天不会比纽约更加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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