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晓薇  孙一枚

　　目前，“山寨”一词已经远远超出其最初价格低廉、功能夸张、质量不保的涵义。在一些有志之士的努力和互联网媒介的推动下，“山寨”逐渐代表着一种创新性模仿的优势，渗透到我国社会各处，凸显群众智慧与模仿创新的魅力。

　　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了21世纪，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精神，那么前途只能是漆黑一片。在自身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取其精华加以消化吸收，这只是一个国家发展初期的做法，而要想不受制于人，而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只有创新才是必由之路。当我们将视野从时间和空间上扩大，回顾历史、放眼海外，便会发现，“山寨”并非中国草根的专利，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军事、科技、经济与艺术发展的起初，都要经历从模仿到创新的“山寨”之路。

　　美国：靠“模仿”打造民族品牌之路

　　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中国学习和追赶的对象。首先在军事上，美国堪称世界第一强国。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两国开始了军事装备竞赛，在外人看来，第一代喷气式飞机的研制成功，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完成，是美国在军事科技方面的自主创新成就，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成就是建立在模仿纳粹德国科学成果的基础之上的。

　　二战结束之际，美国和苏联盟军从德国境内搜集了许多纳粹党遗留的战利品，飞机、导弹、火箭、科学家甚至杀伤力极强的“铀反应堆”。回国之后，他们开始了针对德国军器和材料的研究学习，他们从抢到的德国飞机、火箭上学习，研究人员为了能够读懂德文的资料和说明书，甚至上夜校学习德语。不久，军刀战斗机问世，他们称自己研制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F-86军刀在朝鲜战场上初试牛刀，不想却遇到了苏联的米格-15，更令他们预想不到的是，米格-15与F-86几乎一模一样。原来，苏联也得到了相同的德国资料，研制成了相同的飞机。一直到现在，F-86系列战斗机都被毫无疑问的认为是美国自主研制的。在火箭领域，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拥有数千枚杀伤力极强，精度准确的导弹瞄准自己的敌国，技术正是来自于德国科学家冯？布朗为纳粹德国设计的V2火箭。

　　可以说，美国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后，它的科学技术还未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是落后于欧洲国家的，二战之后美国科技才迅速发展并赶超欧洲的。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一个毫无自主研发能力的欧洲的学徒。美国的第一架纺纱机模仿了英国纺纱机，并据此成为了美国的第一个纺纱厂。在经济运行上，美国一开始更是直接采用了英国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照搬了欧洲的金融和财政制度。除了在军事、科技、经济领域，美国在文化、艺术、音乐、建筑、服装、时尚领域也无不如此。

　　2007年，纽约城市超过了罗马、巴黎和伦敦等欧洲重镇，跃居“全球最时尚城市”榜首。无法想象，早在19世纪，美国上流社会不远万里前往法国，请法国设计师量体裁衣。在纽约，美国设计师忙着把法国时尚“本土化”。那个时候，“时尚之都”是巴黎，是美国设计师竞相学习模仿的对象，他们把模仿欧洲设计视为赢得知名度和欢迎的途径之一。

　　在文化领域，熟为人知的哈佛大学就是模仿英国的剑桥大学；美国的一些城镇是模仿了欧洲城市，例如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城市Solvang就是模仿了丹麦的哥本哈根而建的；就连美国的葡萄酒，也将模仿欧洲顶级酒的风格作为一项质量标准了。

　　从美国的军事、科技、时尚等领域的模仿秀来看，如果说在中国，“山寨”代表的是土根阶层的群众智慧对主流趋势的挑战的话，那么在美国，“山寨”更多的意味着在国家权力、财富和社会主流的推进下进行的一场打造美国民族品牌的必经之路。

　　日本：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实现经济腾飞

　　其实，说到“山寨”的鼻祖，日本国是最当之无愧的。那个小岛上的人们，几千年来，一直都在模仿和学习强者。其中最早的模仿对象便是中国。如果说有人想看一下中国唐代的都城长安的原貌的话，那么最佳的观看地点并非在中国西安，而是在日本的奈良，那是一千年以前日本仿造中国长安建造的一座城市，到现在被世界称为“亚洲的罗马”，奈良幸存的建筑被誉为早期亚洲都城建筑和设计的杰出典范。而日本的另外一个城市京都，则是模仿了中国宋代的都城汴梁而建。一千年以后，随着日本脱亚入欧学习和模仿西方的潮流，日本东京的银座建立了一条西方街，模仿欧洲城市，建立了洋式砖瓦房，街道上行驶着电车，路上点亮了一盏盏煤油灯。除了在城市建设方面，日本人还模仿西方人的头型、衣着、饮食和生活习惯。

　　如果说这些都是从文化层面出发的“山寨”行为的话，那么真正推动日本经济发展，使其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则是在科学技术上的“山寨”进程。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始于照搬来的法国的缫丝厂、德国的矿山冶炼厂、英国的军工厂，涩泽荣一仿照西方在日本建立了第一个股份制公司银行。这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此时，日本开始了全盘西化，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的辉煌时代，严肃的君王正斥责着西方传教士的裸体油画伤风败俗。

　　现代化的日本国的建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成为废墟之后，日本人凭借强大的学习能力实现了经济腾飞。有学者将日本的科学技术创新模式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模仿学习为主的“模仿——反刍”式，另一类则是以自主研发为主的创新模式。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主要采用了第一类的技术创新模式，既以模仿为主。通过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专利，然后再研究综合各种技术并进行改进，最后建立了自己的工业技术体系。例如日本著名的本田公司，最早以摩托车起家，他们最早就是采取了模仿——反刍的技术创新模式。他们首先花钱买到国外先进公司的几十台发动机，然后进行剖析和研究，集众家之长研制出了最好的发动机，装配成世界一流的摩托车。1958年，美国福特公司引进了本田发动机。

　　索尼公司的半导体技术最早来自美国贝尔的一项发明，贝尔公司生产的半导体收音机成品率低，成本高和价格太高，难以市场化，结果被索尼会社创始人盛田昭夫引进并改造成功，而后又造成了半导体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一系列产品，造就了现在的索尼电子帝国。

　　当日本企业将改造了的美国半导体拿回美国去卖时，日本公司的产品以其优异的性能和质量抢占了美国市场，美国人只能望而兴叹别无他法。一直到80年代以后，甚至90年代前期，虽然日本的出口总额已经超过了进口总额，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依然采取了第一类模式为主，直到90年代后期，第二类自主创新模式才逐渐成为主要潮流。

　　在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外资、技术的引进也曾一度成为我国的主流趋势，国内也涌现了不少优秀企业，而他们的产品技术多是模仿自国外产品，但是至今为止未有能够真正通过模仿而超越被模仿者的企业出现。因此，有人说，“山寨”产品的出现是群众阶层对国企研发能力的一种挑战。从日本学习强者与“模仿——反刍”的历程亦可以总结得出：当“山寨”版做到极致就是超过原版，打出自己的品牌。

　　韩国：运用“从模仿中创新”的发展策略

　　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韩国科技创新基础的重建和恢复时期。由于日本殖民时代施行的“北工业、南农业”政策，解放后的韩国几乎没有任何科学技术基础，而且因韩国战争，使得原来微乎其微的科学技术基础也被彻底破坏。韩国推行“科技立国”政策后，通过科技创新逐渐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闯出了一条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的道路。在短短的40多年中，科技创新大大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做为后起国家之一，韩国的技术创新首先始于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和模仿。

　　毕业于韩国大学，留学并执教于美国著名大学商学院的Linsu Kim教授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如何为发展中国家所用”的问题十分感兴趣。他研究了200多个韩国企业，围绕此问题发表了50多篇研究论文，最后将之汇总为《从模仿到创新：韩国科技学习进程》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在汽车、电子、半导体三个行业的企业如何模仿美国和日本的先进技术，然后通过改进达到自己创新，走向世界一流水平的过程。

　　上世纪60年代的机械电子领域出现了一个学术名词叫做“反求工程”。与一般的现有图纸，然后根据图纸制造实物的过程不同，“反求工程”是先有实物，然后根据实物数据作图，最后再进行生产制造的过程。这就是在无法获取产品专利的情况下，通过对实物的分析模仿来进行制作生产的一种方法。在韩国的电子领域也曾经大规模的运用了“反求工程”的手段，最后通过从模仿到创新诞生了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这种方法也曾为我国的企业在工业发展之初应用，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汽车还是电子都仍未出现可以与现代或者三星所争锋的企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韩国的科技政策由引进模仿逐步转向创新和自主开发，高新技术崭露头角，精密电子、新材料、半导体等高科技项目起步并获得高速发展。韩国半导体、石油化工、造船、汽车等产业能在当今闯天下，都要归功于当时由技术模仿转向自主创新的政策转变。

　　韩国在对技术进行引进时坚持严禁一揽子引进成套设备。例如，韩国的现代公司自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国外发动机技术，专门成立了60亿美元的开发基金，扩建了研究所，通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到了1980年8月终于开发出自己的汽车发动机。

　　韩国非常重视技术的消化与吸收，技术引进经费与技术消化吸收经费的比例是1：11。例如，中国引进黑白显像管技术比韩国早6年，彩色显像管与韩国同时从日本引进，如今韩国在等离子显示屏、液晶显示屏技术已经接近或超过了日本和技术发源地美国。

　　韩国科技成长背景与日本相类似。韩国政府传统上倾向于通过经济援助和国家贷款的方式弥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缺口，通过技术转让和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获取外部技术。根据三星公司的成功经验，引进外国人才是吸收外国知识的有效途径。三星公司在美国硅谷建立研究开发中心，专门引进硅谷的人才参与研究开发。

　　从美日韩三国科技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知：科技进步与发展是一个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而此过程一般在国家政府雄厚力量的支持下开展并完成。同样以模仿为特征的“山寨产品”之所以被称为“山寨”，是因为其生产者多是非官方的，非主流的，他们享有有限的资源以及成本。《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L.Friedman)则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因信息技术而紧密、方便的互联世界中，全球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率和最低成本的方式实现。美国的工人、财务人员、工程师和程序员现在必须与远在中国和印度的那些同样优秀或同样差劲的劳动力竞争，他们中更有竞争力的将会胜出。”这不正暗示了我们的“山寨产品”，即便是非官方的，非主流的，也有机会胜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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