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国有资产法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和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清理，将直接决定法律的执行效果与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走向

　　文 叶檀

　　10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将于明年5月1日起施行。

　　《企业国有资产法》说明我们的国企管理向新加坡模式又靠近了一步。我们离东欧式激起的国企市场化改革越来越远，与新加坡模式渐行渐近。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安建对此法的评价是，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公布施行，对于坚持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促进国有经济的不断壮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段话绝非虚言，意味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将参照新加坡模式走出第三条道路。

　　国家以出资人身份享受企业权益，而不再直接作为实物资产的管理者直接插手企业。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即国家作为出资人对其出资的企业享有资产收益、参与企业重大决策和选择企业管理者等股东权利，而不是指国家出资企业的厂房、机器设备等不动产和动产。这就是说，国家是出资人，是股东，而国资委是出资人代表。国家站在出资人的立场考核企业业绩，选择管理者，而不会对管理的细枝末节纠缠不清。

　　新加坡模式的核心是所有者与管理者分离，按照法律享受各自的权益，各有各的责任。不管所有者是谁，是国家也好，是个人股东也好，这个不重要，关键是股东有法律上的责权利，不管什么股东，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与此同时，管理者尽到自己的信托责任，以与股东的契约执行任期内的各项指标，给投资者以回报。

　　《企业国有资产法》出台，标志着中国再没有以往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之分，从法律地位上来说，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也因此，国有控股企业不应该享受任何税收、行业准入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从最近几年国资委推出的股份制改革，对央企的业绩考核，强行推进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可以看得出，有关部门在准备《企业国有资产法》出台之后实施的基础条件。

　　这部法律的顺利实施，需要几个必备的条件。

　　首先，要有具有刚性约束的执法环境，这样，股东与企业管理层之间的契约才能得到切实的遵守，而不是借股东权利为名，将管理权纳入股东囊中，或者管理者随时以公务员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出资人代表，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

　　其次，央企、国企的管理者必须改变身份，转变亦官亦商的身份，不管是什么企业的管理者，都是企业家或者职业经理人，绝对不该具有除此之外的特殊身份，否则，市场指标无法对亦官亦商者进行硬约束。

　　第三，国有控股也好，民资控股也好，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因为大股东是国家，为了满足国家收取股东红利的要求，而对国有控股企业赋予倾向性的政策，损害社会的整体效率。

　　不过，在国企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也有杂音。去年12月出台的央企上缴红利政策，不利于目前国企改革架构的建设。国务院国资委和财政部联合宣布对央企征收红利，国资委公布了151家央企上缴红利的具体分类名单，中石油集团、中石化集团、中海油集团在内的18家中央企业，需要将年利润的10%上缴财政部。这相当于央企将利润无条件上缴，可以视为央企的一种固定税，虽然对国家来说，不过是将钱从左口袋倒到右口袋，但对央企而言，从正面看是一种税收歧视，从反面看又是央企要求优惠政策、保持垄断的法宝——该政策既起不到净化市场环境的作用，也无法还利于民，因为央企的红利使用，民众并没有置喙余地。实际上，央企管理者只需完成业绩指标，给所有股东分红，向政府缴税，就算完成信托责任。如果管理者能力有限，那么，董事会与股东大会有权利炒了他的鱿鱼。

　　鉴于以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言论盛行一时，舆论很容易将保值增值与市场化改革混为一谈，我们既要防止借保值增值为名，继续以行政之手干预公司运作，当然更要防止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以种种办法瓜分国有资产。

　　在《企业国有资产法》出台之后，有关国有资产法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和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清理，显得尤其重要，这些细则将直接决定法律的执行效果与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