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社会与成熟的企业

　　没厘头，地产大佬王石因万科第一次捐款200万元与网民争执了一番。事后王石表示歉意，没必要因此无谓之争分散了人们对抗震救灾的注意力。但不少网民还是不依不饶，觉得王石的答复过于理性，有些“冷血”。其实企业捐款本应该是自愿的事，捐多捐少量力而行。但大灾当前，国家正逢多事之秋，企业作为社会一分子，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也是分内之事。但社会各界为企业捐款的事起了纠纷，多少说明我们在一些事理上还是没有讲明白。此次汶川大地震将中国的社会现状从另一个层面剖开，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社会正在悄悄演变的结构变化，不同的社会主体承担了不同的社会责任。

　　原来中国社会构成是公民与政府这两端，而后来随市场经济发展，出现了企业、社团这种独立民事主体。于是，企业、自然人、政府就构成了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企业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还是近些年的事，所以企业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还远不如西方国家那么成熟。二三十年前，几乎所有的企业还与政府划等号，所谓“政企合一”，企业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和独立责任。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不断地放权让利，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兴起，企业有了自己独立利益，其独立意识，独立责任才逐渐明确起来。政府的责任、公民的责任、企业的责任越来越明确，我们这社会才能逐渐向一个现代社会靠拢。

　　从这次汶川大地震救灾情况看，参与的社会角色与以往有很大不同，除了保持政府和军队的高效救助这些优良传统外，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企业的反应积极迅速，二是大批志愿者的广泛参与。这两点不但表现了参与抗震救灾社会角色的丰富，也表现出我们这个社会开始走向成熟。

　　在传统经济学中，企业只是个利润单位，只有把企业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下考量才能看出企业所应负有的社会责任。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日本企业为降低成本追求利润，造成了重大的污染事件，受到了全社会的谴责，这才逐渐萌生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认识到企业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也是社区的一员，要承担其相应的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多层次来分析。

　　首先，企业最基本的责任是能够保持盈利状态。这是企业的本分，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就无法保持它独立的社会主体地位。

　　其次，是企业能够向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或服务。做不到这点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

　　再有，就是要能够保证企业员工的工资福利。每一个员工都是社会的一个成员，不能善待自己的员工也是没有尽到基本的社会责任。

　　还有，就是企业不应该有负的溢出效应。如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不能将企业的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来承担。做不到这一点也是没尽到社会责任。

　　更高一点的要求，就是企业能对社会做出额外的贡献。如兴办一些慈善、公益事业，抗灾救灾等等。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从企业发展的过程看：企业越成熟，增加的责任也就越多，发展的层次越高，责任就越多。

　　而从社会对企业的要求看，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如前十几年，大批的国有企业亏损，需要政府财政补贴，企业连最基本的责任都不能尽到，这肯定是不成熟的表现。后来还有产品、服务的质量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当这些问题基本解决后，才能要求企业对社会做出其他更多贡献。比如这次救灾中，很多房地产提供了大笔的捐款。这固然值得称赞，但房地产企业盖的房子质量是不是合乎国家抗震标准要求才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他们捐款再多，也不能说是尽到了社会责任。

　　所以，成熟的社会舆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也是分层次的。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企业，不同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社会责任要求。既不能任其所为，毫无约束;也不能求之过高，责之过切。如国家对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就是逐步提高的，这既考虑到社会的承受能力，也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

　　而成熟的企业家也会清醒地认识自己企业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分清主次。一是企业的盈利能力，有了盈利能力才能逐渐承担更多的责任；二是企业的内部机制，有了好的内部机制就能将责任分解承担；三是构建好的企业文化和理念。有了好的企业文化和理念，就会更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而越来越多的企业能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整个社会环境就会发生积极的变化，为企业形成更大的发展空间，形成政府、企业、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这次汶川大地震让我们社会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也让我们社会经受了一次严峻地考验，它考验我们的社会各个方面的反应，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是否能够表现得更加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