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生长的色与戒

　　□ 本报记者 吴敏

　　《色戒》可以说是今年最热的电影，冯仑这本《野蛮生长》所讲述的民营企业生长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色”与“戒”的问题，即民营企业追求金钱的欲望这个“色”和社会伦理及政策法规这个“戒”的冲突。冯仑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亲历者，他所创办的万通公司和其他民营企业一样经历了野蛮生长的过程，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情感与伦理之间的冲突过程，更是正义与财富平衡的复杂过程。因此冯仑对民营企业所谓的“原罪”、合伙人制度、管理逻辑等这些民企的制度问题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同时，他对于民营企业家王石的成功和牟其中的失败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除此之外，冯仑还对于金钱、女人以及生死等有着自己的人生哲学。本书语言诙谐、幽默、麻辣，观点独到、鲜明，让人在轻松愉快中领略冯仑对民营企业发展的人生观。

　　民营企业发展的“原罪”

　　德隆为什么会倒下？万通为什么会在资本扩张到60个亿的时候出现了大问题？用冯仑的话来讲这是民营企业的“原罪”。民营企业最初逻辑上的发展悖论和体制环境中一些不妥的制度安排称为“原罪”，他称这是民营企业的“原发性疾病”，与后来民营企业用不正当手段行贿牟取暴利的现罪是不一样的。并且冯仑把这种原罪的解决办法归纳为“资本社会化、公司专业化、经理职业化、发展本土化”。

　　西方人是有钱了才会去办企业，而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人没有钱，所以要办企业。民营企业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钱的，但是要通过不断的资本扩张来积累财富，这种不断的资本扩张中就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制度的不完善，产权性质的界定不清楚的情况下，资本扩张越迅速，民营企业倒下的速度就越快，因为产权不清，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财富就名不正言不顺，德隆倒下的根本原因就是这样的。冯仑面对“原罪”的纷扰，认为解决原罪要从一个更长远和更宽广的视野来看。比如，把改革开放的历史放到100年的背景下来看，我们现在这个改革所要解决的根本变革，就是要把经济运行模式从单一的公有、国有，转化为私有、民营为主的市场经济，这样才能解决民营企业的“原罪”。

　　钱的是非

　　每个人对金钱都有特定的看法，冯仑也不例外，在他眼中的钱是有是非的，钱的是非就是道德的是非，而在中国体制改革的进程中，这种钱的是非是很不好拿捏的，制度在不断变化当中，昨是今非，今是昨非，此是彼非，彼是此非，有些钱有时候你不知道该不该拿，拿了它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为什么呢？冯仑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例子：

　　前两天公司给了我一个

股票的凭据，就是当时潘石屹说以股票形式给大家发的奖金，实际上也给了我。我想起这个钱当时我就没拿，我把它放在信封里让董事会秘书处保管，我说别搁我手里，我不敢要。为什么不敢拿？因为照理说你把公司的钱通过股票送给员工，得董事会提议，股东大会通过，可是那笔钱是因为当时(1993年)募股很成功，应该给员工些奖金，那时也没概念，潘石屹就办了，他跟我说过，我也没有太明确地说行或不行，反正他就办了。我想这个钱我要拿了就面临一个问题，我可能会涉嫌侵占或贪污；但我一个人不拿，员工们怎么办？所以我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把股票凭据交到董事会秘书处，我嘱咐王连翔(董事会秘书)一定管好。后来我们处理遗留员工股份的时候，股东会做了一个决定，就把这些钱给大家算了；那次股东大会做了决定之后，我才可以从秘书处领回股票的凭据。这事其实一开始是“非”，但是这个非又不是很明确的非，也可以说成“是”，算发奖金。潘石屹当时就说发奖金，但是你要以股票形式发奖金这件事情应该是通过股东大会，可是当时连《公司法》都不清楚，所得税也没有那么清楚，所以属于是非的边缘状态。但是大家就这么做了。后来《公司法》，关于《所得税法》，包括怎么激励这些东西都清楚了，清楚以后如果你不做一个股东大会决定，不按这个程序做完，对于员工来说是没有错，但对于你这个领导来说这就叫渎职，你把股东财产随便就发掉了，而且发掉了以后没有经过必要的程序，将来员工手里拿的这个东西有可能还会发生争议，最后也许不得不再拿回来。所以作为管理者来说就面临是非的一个调整，后来我们就经过股东大会走了正常程序，经过了差不多12年，这个钱才拿到手里。可见这个是非过程是变化的，在中国难的就是在这段时间，是非拿捏不好就可能栽进去了，所以处理这种状态下的钱，亦即在是非中处理钱的是非，难上加难。

　　冯仑眼中王石的成功

　　王石的成功在冯仑眼中有着不同寻常的看法。在冯仑眼中王石与其他民营企业家第一个差别是冯仑对王石所说的：“你当时做得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不当老板”。为什么呢？在那一代的企业家和创业者中，很少有自己创业不当老板的，王石是唯一的例外。万科是他一手创建的，他没当老板，他追求的是职业经理人的定位。

　　由于他不当老板，结果他跟万通走的路子和遇到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恐怕也是万科为什么能超级成功的秘密之一。冯仑曾不止一次跟王石提起过这个问题，王石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当时的背景，王石那个公司一开始是国营的，万科走的是一个国企改制的路子，从历史逻辑上跟万通一开始就走的民营路子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就是王石本身一直在想，名和利只能取其一，在中国，得利很危险，若是不甘寂寞，那就得取名舍利。回过头来看，王石的确如此：他不是个有钱人，社会上没人说他很有钱；他不是个富豪，富豪榜上从来没有他；但是好人好事的榜上老有他，这么着，他在中国社会就容易生存。如果他是个富豪，同时又爱张扬，那万科就会有问题，肯定活不到现在。

　　当不当老板的第二个差别就是公司的业务取向问题。你选择当老板，你会有“原罪”，于是就容易产生暴利需求。因为要解决危机，就要用一笔大钱，这个大钱怎么来？就得牟取暴利！但是作为经理人，自己的声名最重要，专业能力、道德品质最重要，挣的钱多少还不是第一重要的；风险小、能挣钱、专业强、道德好，这才是第一位的。

　　第三个差别，就叫做价值观不同，万科坚持阳光下的价值观，王石把它叫做“阳光下创造财富”。所以万科一直讲“不行贿”。王石的确不行贿，为什么？他非老板应该是原因之一。通常经理人主动行贿的的确很少，都是老板行贿。由于经理人本身不追求暴利，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不是自己的事，去做那么多冒险的事。王石个人对利益的获取冲动不是很大，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决定取名不取利，所以他个人的收入一直都很低，而万科员工的收入很长一段时间也比较低。这些都有利于他形成一套正确的价值观，就是阳光的价值观，不去行贿，合理规避风险。所以，万科才会明确规定超过25%利润的项目不做。

　　最后，是王石的治理结构。由于他不做老板，他是经理人，他就一定会有一个董事会，而且一定形成经理人文化，而不是股东文化；所以万科在早期的时候，股东的文化比较弱，经理人文化比较强。最近五六年快速成长以后，他在市场上不断地融资，给股东创造价值，股东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好的改进和很大的提升。万科一直就是一个透明的、专业的和公开上市的公司，它的治理结构一直都比较好，这是万科和王石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