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城生死劫

　　美国召回风波深深触及的中国廉价制造的底层生态，能否籍此重获新生

　　文 《环球企业家》记者 程亚婷

　　从深圳宝安机场出来，沿着广深高速北上18公里，即可抵达东莞市长安镇。

　　就是这段不长的行程，已足以窥见珠江冲积平原今日面貌的一角。高速公路两旁的厂房和宿舍楼连绵不断似乎没有尽头，楼与楼之间的距离仅有肩宽。自从30年前，中国经济由禁锢和封闭中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以来，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座巨大的厂房。烟囱林立、烟尘弥漫、道路宽广，这里近五万家工厂正在辛苦赶制玩具、移 动电话及电子产品。东莞作为广东省制造业的中心，空气中都可以嗅到橡胶燃烧的气味。

　　而当你走进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工厂厂区，那里却又像是一个微型的城市。自行车、叉车及码垛车各行其道，工人宿舍的窗外晾晒着洗净的外套和内衣。有超过100万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这里以加工玩具为生，2006年，中国在这一品类的出口额达到了70亿美元，今年1-7月份亦维持着24%的增长速度。

　　但对于以玩具制造为主要产业的长安镇来说，“现在和今年夏天之前相比，就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当地的一位玩具制造分包商王华(化名)告诉《环球企业家》。8月1日、14日和9月5日，全球最大的玩具制造商美泰公司(Mattel Inc.)连续三次宣布召回旗下品牌的玩具共计超过2000万件。更早些时候，另一家名为RC2的公司也召回了150万件木质玩具火车及配件。这些产自中国的玩具被认为含有有害物质，或存在对孩子造成伤害的可能。

　　在RC2公司召回事件中涉及到汉胜木业制品厂就在长安镇乌沙村李屋六区。李屋曾经是当地生产大队的名字，现在则代表着一座新的工业园区。对汉胜木业来说，这一次的打击是灾难性的，自从2005年开工以来的所有产品这次都进入召回之列，它现在已被监管部门暂停出口资格，并责令整改。而8月中旬传出的张树鸿自杀的消息，更为这场波及深广的危机染上了悲剧色彩，张是在美泰召回事件中曝光的另一家中国玩具制造商的老板，他在给工人发完当月工资后，选择在仓库的一个角落上吊自杀。

　　但事实上，中国制造不应该承担全部罪责。8月23日，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被召回的玩具中有一部分是由于质量安全问题，但也存在品牌经销商“在验收环节当中的缺陷”；另外一部分，则是厂商根据新质量标准召回的“在2007年以前生产和销售的、当时符合美国标准的玩具”。正如轮胎召回风波事件中的杭州中策轮胎公司所遭遇的单方面指责一样，种种有关中国制造的不利舆论中亦存在着大量的误读。(详情请于Gemag.com.cn参见2007年8月号下《中国制造风波调查：被告中策》一文)

　　原因在于，通过外包，品牌商把节约制造成本所省下的费用变成了自己的利润，但却在发生问题时把责任推向最远端的生产线。而且，就大多数消费者而言，他们通常根据品牌而非产地来作出购买决定，如果代工厂商制造出高质量产品，品牌商则拿走了所有荣誉。所以自然而然地，当问题发生时，品牌商应该承担更多责任。

　　但是，这些国际玩具制造商们的最新一项举动却表明，在建立更完善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方面，它们却不愿意直接承担此项成本。美泰和其他玩具商刚刚向美国监管部门发出呼吁，希望由国会立法建立一套全面的政府监管体系并委派相关执法人员。

　　而且，在这场玩具风波中，美泰们不一定是受害者，却可能成为圣诞节市场上的最大赢家，因为消费者会倾向于相信，留在货架上的美泰玩具是更有安全保证的优等品。但对远在东莞长安镇上的玩具代工厂商而言，它们却被不确定的未来深深困扰——“大家都在议论，或许在今年年底，广东的玩具企业会爆发一轮倒闭潮。”王华说。

　　而对过去习惯于廉价生产的“世界工厂”而言，这场发生在中国玩具业的危机就像是对此旧有模式难以为继的一个暗示。

　　雪上加霜

　　中国有将近8000家玩具制造企业，其中3000家左右就分布在东莞市，而长安镇更是东莞的玩具生产主要聚集地之一，美泰在中国的自有工厂即坐落在长安镇。王华是诸多依附于大型玩具厂的个体分包商的其中一个，他的工厂专门承接大厂外包出来的某个生产环节，比如喷漆或者组装，属于玩具的初级加工。以前他的工厂设在深圳和东莞交界处的公明镇，由于公明电力短缺，总是隔日停电，不得已王华自行购买了发电设备，但到月底核算用电开支，他发现自己的发电成本是平时用电的三倍，于是把工厂搬迁到了长安镇的沙头。

　　看似用电问题暂时解决了，可是王华的烦心事还是没完没了，首当其冲的是工人短缺。在公明，王华的工厂盛时达到了60-70人的规模，可惜愿意随他搬迁至长安的工人少之又少，眼下正是玩具生产的旺季，王华的工厂却只剩下了20来名工人，愁得他寝食难安。无奈之下，王华发动所有的人际网络来帮助自己寻找人手，还承诺介绍人如果推荐来的工人做工满三个月，即可获得100元的中介费。“以前是你想招2个工人，有200个工人任你挑选；现在情形完全颠倒了，恨不得找200个工人，却发现只有2个工人站在你的面前，还不能保证这两个是可用的人。”王华说。

　　用电紧张、工人短缺，是悬挂在像王华这样的中小玩具厂商头顶的两把夺命剑。做了14年玩具的王华，除了继续维持自己的小作坊以外，也开始寻找替代产业，他还专程前往福建考察过茶叶贸易。最近，他也常常听说有人转行做手表或者其他制造加工业，当他得知最近有位同行刚刚放弃了在东莞的玩具工厂转而投奔内地去养猪时，不禁大感吃惊。

　　而现在爆发的玩具召回风波，则成为王华新的担忧。尽管对大多数像他这样的制造商而言，因为订单往往在每年的1月份就定下了，短期内还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意。但他还是忧心忡忡，受国家接连颁布的日趋严格的管理制度的影响，王华算了笔账，单单是更改之后的报检环节，就可能导致自己的经营成本上涨20%。

　　王华担心的报检环节的改变，是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于今年8月颁发的《出口玩具质量许可(注册登记)实施细则(试行)》。其中规定，此条例适用的产品种类范围扩大至11种，并规定各类玩具产品对应的安全技术标准和规则，需按出口国或目标市场的法规标准检测，出口国要求不明确或没有要求的按中国现行的技术规范强制检测。而出口玩具的质量许可模式为“型式试验+企业审核+跟踪检查和日常监管”。当产品使用的关键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发生变更时，应事先向许可受理部门报告并提交相关的检测报告。

　　在全球最大的检验测试认证机构SGS瑞士通用公证行深圳分公司消费品检测部高级技术经理雷达华看来，此次改变是为了建立更加完善的报告备案制度和监督体系。比如之前企业生产中使用的关键原材料有变更，少有主动向商检局备案的。现在出口玩具报检需要提供的详细记录包括：出口玩具产品所使用涂料等危险化学品明细表、出口玩具产品外发代工企业实施备案登记表和出口玩具产品所使用涂料等危险化学品供应商备案登记表等。此前许多中小企业并未有意识建立产品、所有原料以及原料所使用的化学成分的全部档案，导致选择供应商时有疏漏，最终不得不承担被召回的苦果。

　　幸存者游戏

　　“假如不是我十年前就开始拓展自有的渠道和品牌，估计这次也难逃倒闭潮。”龙昌国际控股公司主席梁麟对《环球企业家》说。

　　出身贫寒的梁麟在1960年代从内地来到香港，和父亲梁涛一起从玩具装嵌开始起家，已经在这一行业浸淫40余年。1980年梁麟成为最早回到东莞投资建厂的港商。他在东莞投资的第一间厂房设在东莞人民

医院的旁边。当时的原因很简单，1980年代初期整个东莞只有人民医院可以保证供电。

　　对于梁麟来说，1985—1995年是东莞玩具行业的黄金年代。那时，梁麟只须每日上午到工厂转转，打理厂内事务，下午就驱车前往

高尔夫球场打球或者到海边玩游艇。

　　不过，轻松的另外一面是严重依赖客户订单，东莞以加工出口为主的玩具业生态注定这是买家主导的市场，“如果我一听说客户下一年不再给我订单了，我会吓得两腿发软”。基于此，梁麟一直希望尝试建立自己的分销渠道。1988年，龙昌和东莞供销社合营成立了龙昌电子，当初梁麟的设想是能通过国内的供销社体系帮助龙昌开拓国内市场。然而，事态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和梁麟熟悉的欧美玩具市场不同，国内市场冒牌产品充斥，消费者完全没有鉴别产品真伪的能力。更为恶劣的是，冒牌产品往往来自小作坊生产，它们的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较之龙昌便宜不少，以致于龙昌通过正当渠道难以展开竞争。

　　此路不通，梁麟不得不放弃了打开国内市场的念头。可是，多年做玩具代工生意，梁麟饱受品牌商的“剥削之苦”，始终希望能把更多的主动权留给自己。2000年龙昌收购创艺精机，2002年龙昌收购美国著名玩具公司Kid Galaxy，可谓是梁麟为龙昌转型精心谋略的两步棋。前者是专业的模具收购公司，梁麟收购的时候仅有60人左右的规模，如今在龙昌旗下壮大为300余人的工程和设计部门，不仅可以向代工的客户提供整套的设计服务，还有专门的部门为自有品牌设计新鲜产品。而梁氏收购的Kid Galaxy，以出产一种四肢能屈伸的人性玩具Bendos闻名，在美国拥有2800间礼品专卖店的销售网络。梁麟看重Kid Galaxy的品牌和销售渠道，加之创艺精机深厚的产品研发能力，二者结合，促使龙昌从单纯依赖代加工转型为拥有自我品牌、自我研发、自我销售能力的玩具企业。

　　更为高妙的，是梁麟深谙玩具生产的资源布局，并能最大化利用各自的优势。美国是玩具消费的最大市场，玩具创意大多时候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在玩家的潜在需求上更进一步。梁麟收购Kid Galaxy以后，在美国雇用了12个本地员工负责当地销售。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收集、传递美国市场玩具消费的动向，每周和位于东莞的研发中心举行视频会议，商讨玩具开发的新概念。“用美国人的概念卖美国人想要的玩具，中国这边就是利用多年积累的经验更好地降低成本。”梁说。

　　梁麟早在1980年就把龙昌的工厂设到东莞，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家来东莞投资的玩具制造企业，随后伟易达、银辉等玩具企业也先后到来，东莞的玩具业即是在背靠香港、承接香港的技术和产业转移的基础上逐渐壮大起来。

　　玩具是东莞经济的缩影。起初的强劲发展源于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最早开放的沿海地区，率先承接了国际资本、技术和产业的转移，引进了加工制造业。如今，玩具之困也代表了东莞制造业的整体困局：随着东莞的土地、劳动力、能源等供给出现瓶颈，一方面所引进的产业仍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环节为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另一方面，产业成长空间受到挤压，未能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尤其在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方面处于落后地位，在国内生产体系中也处于边缘位置。

　　按照梁麟的说法，1980年代在东莞做玩具代工，大致能做到30%-40%的毛利，净利润也能维持在10%以上。如今利润跌去了一半，毛利平均仅为15%。如果工厂管理有纰漏，或者出现类似此次的大规模召回，确实难以维系。五年前经营成本开始提高，人工、电力、包括劳工保护健全之后严格的社保和暂住证等制度，使得这两年来工人成本占整体经营成本的40%。

　　中国制造成本的上升，以及此次事关质量安全的一系列事件，或许会成为周边其他廉价制造基地争夺国际订单的大好机会。沃尔玛把大量的

纺织品以及其他部分商品的采购已转到印度，去年沃尔玛在印度的采购额已翻了一番，将近15亿美元。它的内部官员也增多了去印度和周边地区考察的频率。按照沃尔玛内部人的说法，这种制造基地的迁移确实开始了。

　　不过，对中国本地制造商来说，搬迁并非是上策。事实上，早在1993年龙昌就到印度尼西亚开设分厂。印尼工厂虽然比东莞工厂的成本便宜30%，但是当地商业环境较差，工人也相对懒散，倘若要求每天加班两个小时以上，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第二天就不来上班了。梁麟仅仅把印尼作为策略投资，并不打算扩大印尼工厂的规模。另一方面，多年来东莞发展完善的玩具产业群并非东南亚国家或者中国内陆城市可以在短时间内培养建立起来。

　　事实上，此次召回风波或许正是长安镇这个玩具之城新生的契机。一些跨国公司在谈到为什么还与中国的这些代工厂商保持合作关系时都辩解称，与其在发生违规事件时抛弃它们，不如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它们，并与之继续合作。

　　像龙昌这样的具有自主品牌的玩具制造商，目前代工的比例已经降至生产总量的一半以下，来自单一客户的订单也低于20%，受召回风波影响还比较小。但像王华那样的小加工作坊，可能就会在日益严苛的监管制度施行后被淘汰出局。

　　不过，转型之痛并非每个企业都能承受——起步阶段投入的全是开发费用，头3-5年投入完全见不到成效。“OEM是条断头路，必须转型。”梁麟说，“这个行业将要进行的洗牌要到明年年初才会显现出来。”(本刊记者汪若菡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