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能宗庆后之争：别把商战变圣战

　　扰攘半年之久的媒体对“达能宗庆后之争”的“热捧”，不仅没有因为双方“连环诉讼”、对簿公堂的开始而平息，反而因为光明小股东、和君创业总裁李肃“斜刺里杀出”而再度掀起媒体报道的高潮，“状告达能”、“上书商务部”、呼吁“保障民族经济安全”、反对“跨国公司盲从”……。当公众视线再度因李肃极富煽动性的言行而聚焦到“华夷之辨”、“资本的肤色”等敏感话题上时，理性与冷静的反思、或许才是我们到达真理彼岸的唯一路径。

　　达能与宗庆后在激烈的口水战过后，终于拉开了诉讼和仲裁的序幕，而商务部关于政府中立的表态，也为双方通过协商解决纠纷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就在此时，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裁李肃突然将一份名为《关于请求对达能公司破坏我国国家经济安全进行审查》的申诉报告上交商务部和工商总局，并在文中号召大家坚决摒弃“跨国公司盲从论”，再次将达宗之争——一场本已步入法律轨道的经济纠纷抬到了政治层面。

　　我们先来看看李肃的观点。他在报告中主要提出两点：一、达能违反国际商业惯例，违反国家经济安全法规，全行业性并购中国饮料行业七大知名品牌已形成垄断。二、达能之所以在中国能如此为所欲为，与中国多年来积累形成的“跨国公司盲从意识”密切相关。

　　达能是否在中国饮料行业已形成垄断？我们看看下面两组数据：先从达能自身看，目前达能实际上主体业务是乳品而不是饮料，前者占到60%，而后者只占27%，另外还有13%是饼干；而且，达能的全球业务中62%在欧洲，只有16%在亚洲。再从中国饮料市场来看，目前在中国各大城市销量最大的，前三名基本上是可口可乐、百事和康师傅，而不是娃哈哈。

　　上述数据表明，饮料在达能集团所占比重较小，娃哈哈在中国市场上的排名也不在前列，因而达能收购娃哈哈并不能达到垄断中国饮料行业的目的。正如国务院法制办反垄断法修改审查小组专家时建中所指出的：“达能并购娃哈哈并不能对饮料行业形成垄断，也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威胁。”

　　资本要趋利，企业要发展，买卖双方各有所求，无论企业“姓社姓资”都要捞好处；市场竞争分分合合，合作伙伴有时互利双赢，有时也会相互侵吞；打开国门，吸引外资，就需要合作，合作就会有摩擦，就会有争执。这些都是市场市场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据中国WTO研究会常务理事何伟文介绍，实际上，并购无论跨国或者国内都是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到2006年全球的并购总额达到37900亿美元。而外资在中国的并购与之相比，实在不算什么，2006年外资在华并购只有47亿美元。今后5到10年，或者更长的时期，外商以并购的方式会越来越大。如果在早期阶段就嚷嚷民族工业危机，这是不客观的，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然而，李肃一定要在报告中把达能并购行为与垄断强行联系起来，目的就是要抛出“跨国公司盲从论”，为他的经济问题泛政治化找借口。在李肃看来，如果跨国公司不受限制地进行知名品牌的易手并购或企业参股，难保不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安全损害；而达能选择境外诉讼，分明是蔑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管理权。

　　对于李肃的这种论调，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达能并购娃哈哈只能说是中外合资公司的合同纠纷问题，不能泛政治化而定性为民族利益的纠纷。”“目前，我们都没有看到合同的原文，但是既然有合同双方就应该以合同为依据。”

　　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也认为，商业合同的履行与否是一回事，反垄断的起诉是另一回事，不能用国家经济安全这样一个伟大的口号来煽动民意。市场经济是多种因素在其中进行交易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可以计算、判断和衡量，就需要一种最基本的约定，这个约定就是契约。契约精神就是说话算数，一旦做出了承诺必须要执行，而且是不打任何折扣的执行。

　　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体系下，所有争端的解决，都必须回到合同上来，必须依法行事。而所谓国民意识、社会心态、民族情绪等煌煌大义，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语境，不同立场上，本来就是非常模糊的东西，并不容易达成共识。

　　对这样一个本来已经十分清楚的经济问题避而不谈，却一定要抛出一个非常模糊的政治问题，最终只能把水搅混，把一个经济领域的纠纷演变为一场泛政治化的“闹剧”。这种做法看似对娃哈哈这个“民族品牌”有好处，实际上，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对谁也没有好处。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口水战、公开信、网民公决、甚至政府干预，不仅不可能解决问题，还会使双方的利益和形象受到损害，并最终被迫回到法律的轨道上来。

　　李肃在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对改革开放以来蔓延的“跨国公司盲从论”进行道德上的反思。无独有偶，针对那些高举“保护民族经济安全、捍卫民族品牌”大旗、呼吁将外国企业“扫地出门”的“爱国者”，著名经济学家赵晓也在自己近期的一篇署名文章中，勇敢地阐述了他理解的“爱国主义”：

　　“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然是一个追求公正、文明商业规则的人。因为只有公正、文明，只有恪守全人类共同的商业文明底线，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过去近30年中，中国政府对外开放，重信守诺，吸引外资大量进来，如此才有了

中国经济的大繁荣。反之，如果我们背信弃义，自作聪明，借口中国国情而另搞一套，那只能失去全世界的信任，自毁

长城。在这方面，娃哈哈合资企业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在过去十年中，娃哈哈合资企业共缴纳税收40亿元人民币，同时还提供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合作与发展，税收与就业，这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需要也不可能在扭曲的商业规则上实现，恰恰相反，中国政府只要更加注重建立公正、公平的制度平台并以此塑造中国良好的商业环境，才能最大化地实现自身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