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需要深化市场改革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近日，美国向世贸组织提出了针对中国的两项贸易诉讼，指责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和限制美国电影、音乐和图书等进入本国市场。目前，各方注意力集中于知识产权。但美国的目的之一或许是想打开中国的文化市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建立在金融、高科技以及文化产业，美国对华出口实施高科技管制，只能期望金融和文化产业拓展中国市场，这也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安全。

　　基于WTO协议，中国文化产业对贸易和投资设置了一定条件，这也是大部分国家为保护民族文化免受全球化冲击而做出的普遍反应。这些限制只能是暂时的遮蔽工具，最好的防守应是发展强大的本土文化。然而，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与GDP增速、人均收入和消费不断增长相比，中国文化消费比重不断下降。2005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700美元，文化消费总量只有4150亿元，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值差距至少在15000亿元以上，即文化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不到1/4。2006年公布的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增长，但是文化产业却大幅缩水，仅占GDP的1.15%。

　　一方面，中国的文化消费有效供给不足，出现文化产品的战略性短缺，更别说开发潜在需求；另一方面，发展模式需转型依赖壮大第三产业，文化安全越来越严峻。文化市场开放程度过低，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等是主要原因。

　　由于文化定位中较少地赋予其产业属性，造成文化体制改革进展缓慢。虽然2003年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时提出“新文化发展观”，进而在2005年确定了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框架，但是，文化市场仍然没有建立明晰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也就无法形成公平的市场竞争关系，大部分改制的国有文化机构实行“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

　　这意味着文化产业的国有存量仍然在原有框架下运行，只是运行形态改变而非体制变革，而增量的民营资本却仍然受限于准入管制，文化市场开放不足使得文化机构没有伸展的空间，如出版业放开发行，仍约束编辑业务，造成国有出版社库存严重，而民营出版发行业无法壮大，广电播出平台的国有化以及某些节目制作的市场化，难以形成公平的市场交易关系。

　　系列体制障碍造成了文化市场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而西方文化产品通过网络等通道涌入填补了空间，文化安全的“马其顿防线”变得虚弱。现在虽然对保护民族文化进行了努力，但多属拯救性。

　　此外，文化不发达导致软实力的不足无法帮助减轻中国崛起带来的摩擦，科技以及文化含量是商品增值的因素，而这也是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出口商品所缺乏的，两者的创新都是受制于体制的约束。此外，教育体制的僵化、公民社会的待建，都是文化难以繁荣的原因，温家宝总理多次表示，“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政府应该对教育、文化以及科技体制作出更深刻的变革。

　　更为迫切变革的理由是，民众已开始对文化产业的不足以“恶搞”的形态提出抗议，以一种彻底的低俗解构伪主流文化，发出对空洞的精英、低劣的商业文化的嘲弄，撕扯出一地鸡毛而缺乏重建，大众的狂欢带有反叛色彩以及消解文化本身的意义，对社会的健康和文化的发展有害而无利。作为社会的精英部分，失望的网民通过互联网等工具大量消费西方文化，变相放弃了对本土文化的支持，这也给本土文化的复兴带来更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