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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武建东:中国能源体系跨越式转型的核心主题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9日 11:20 新浪财经

    武建东

  有鉴于中国地域广大,产气地与消费区距离遥远,分散化的天然气利用和局部实验难以取得超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的拓展,极有必要通过确立气体能源为第一能源的总体政策的转变,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天然气产业的困局。

  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十一五规划》作为2006-2010年中国经济行动总纲确立了中国的核心能源政策,即“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煤为基础、多元发展、优化生产和消费结构、构筑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与此相适应《十一五规划》首次将中国的节能降耗、环境评价与经济增长三重指标捆绑量化约束,明确了201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必须保证“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以资佐陟。也就是说即使2010年中国GDP实现翻一番的历史高度,倘若节能、环评指标没有兑现承诺,也就等于中国政府没有完成《十一五规划》。不幸的是2006年作为开局的首年,从已公布的初步结果可知,应该对应实现的节能降耗4%和环评减排2%的双指标的完成基本上不乐观。它说明立足以煤为主,高度扩张型的非优质能源结构,仅以单纯的节能改革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彻底解决提高中国能源效率和环境质量,应有赖于果断实施节能革命与能源体系换代革命的并重的全新战略。

  作为一个大国获取能源的方式很多,例如:使用武力或参与军事联合行动;双边或多边的国家合作或协议;国际间大宗易货;跨国开采的分成能源;市场采购;在尚未全面开发的海域商业性开采,实施海陆并重的能源拓展体系;参与国际金融与能源体系的运作以获取能源利益或潜在的能源权利;法制型的节能措施;新能源替代;加工体系扩散到其它国家的全球化生产;科技创新能源等等。作为一个真正有实力和平成长为世界强国的中华民族,以武装力量剥夺世界资源的方式不应该成为中国能源发展的道路,惩罚产生更大的激励,转型决定更高的竞争,对于中国而言创造性地建立具有时代顶端能力的能源体系,才是超越传统、拥有未来

竞争力的能源胜局,因此择选气体能源为第一能源的跨越式发展应该成为中国能源体系改造的重要方向;实施陆海并重,抓紧经略海洋能源开采就应该成为中国能源独立的基本依托;以快速灵活的人民币贬值政策应对美元本位制的国际经济体系是促进中国能源结构改革的基本保障。

  一、以美元为本位制的国际能源体系变化中的中国力量和中国利益。

  1973年2月13日尼克松政府决定美元贬值10%并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以后,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黄金、汇率、外汇储备和国际收支的改革意见,美国最终得以自己的主权信用替代黄金成为美元本位币的基础。也就是世界使用美元,美国生产美元,信用造就美元,美元价值依赖资本顺差,美国成为经营美元纸币的全球发钞银行。它将美国投送到比武装力量侵略更加高级的全球金融霸权的顶端,它是货币创造国家霸权的成功范例。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通过提供产品、服务、智慧换取不断改变要价的随时可增发的纸币,这种纸币不是稳固化的实体财富,仅仅代表美国的信用。通过自己发钞权造就的纸币美国可以换取世界上任何有价值的财富,并为美国的国内外重大计划融资,由此美元构成美国利益、美国霸权的核心体现。美国依靠美元国际结算的便利和透支未来的庞大国债为美国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融资和积累,以致美国决定性地依赖海外贸易美元、能源美元和外汇储备美元的回流支撑。尼克松时期美国与沙特签定了以美元定价石油贸易的体制,此后美国又促成了欧佩克国家货币紧盯美元的货币政策,由此造就了石油美元,几十年来促使近二万亿的石油美元回流到美国的银行体系,支持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的信用扩张。

  根据广场协定确立的干预美元本位制,其调节美国货币体系的重复手段就是美元贬值或推行强势美元。2006年美国经济帐户赤字已高达8000多亿美元,美国

财政部2006年12月15日根据权责发生制计算财政预算赤字也达到4495亿美元的新高,充分利用美元的定价权、石油的定价权和大宗商品的期货定价权三大信用主权转移美国的财政贸易赤字成为必然,这是美元发钞的特有专利。当前全球油价向上向下波幅浮动的重要原因就是包含了国际石油计价货币——美元贬值的结果,实际的原油成本从几美元到十几美元不等,与2000年相比每桶50—60美元的价格就包含了1/4多的美元贬值因素。以保尔森财长为代表的财官已开始努力恢复美元强势,加大美元资本输出和刺激美国经济成长,构造一个繁荣的牛市,从美国经济本身创造更多的美国利益,强势美元必将创造一个低油价周期和低油价时代;美国的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又在布什余任的两年内冀望取得更多的战略打击的重大胜利,由此美元贬值是最有利的,它将使美国通过汇率调整获取庞大的美元融资,并通过外部的国际货币价值交换实现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元贬值将促使油价反复震荡,不能太高,太高了将促使敌国或潜在对手更大受益、更快成长;也不能过低,过低了难以镇 抚欧 佩克各国和利益关联方。在与世界的相互作用中,美国的能源政策已经开始了痛苦的选择,美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将进入市场波幅扩大的周期,有可能从后路上动摇影响以美元定价的石油等的全球期货体系的操作,为此必将导致国际虚拟经济体系在主动转型与危机控制两难艰苦中选择。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行将起到强大的反制作用和调节作用,中国旺盛的能源需求吸引国际资金直接投资就是对国际虚拟经济良好的转移操作。

  人民币贬值将促进高油价的国际能源体制的重大改革

  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将超过1.7万亿美元,外汇已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2006年的中国的GDP将超过20万亿人民币。但是中国的GDP和国际贸易的高速成长是在以煤为基础,能耗高昂、环境巨大的传统能源基础上实现的。大部分中国经济结构仍然处于国际分工等级体系中较为低的初级水平,虽然还不能用国际分工的殖民主义一词形容,但是这种结构显然具有国际经济的不平等性。

  内需市场和资本的共同积累是造就大型经济体结构转型的本源性社会动力,内需积累的程度又决定转型释放的两种形态,即常规渐进式改革的结局和革命性的爆发推进,目前中国内部高度积累的程度了决定了中国的能源体系改革的型态即应以革命性的大规模集中调整的方式展开。它也构成了中国改造等级性国际分工结构民主化的重要杠杆,操作以美元为本位币的贸易美元、能源美元、储备美元的与人民币资本交换空间的结构性重组,迫使中美贸易顺差转为中国的资源消耗和能源改革的罚款,区域经济的实体积累改造是转移国际货币资本信用的转佳方式,要比较单纯的干预汇率更加深刻。

  也即在干预美元本位制下美元对人民币贬值的弱势是不存在的,它是以中国高有耗的能源结构为代价的,将这个能耗成本改革添加进人民币与美元的价值交换,美元非但不是弱势,还有升值的储备。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中国的经济、社会(例如社保)、环境成本改革越来越会透过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本位币之间的信用价值交换扩散到各金融大国,同样任凭房地产泡沫成长而不以能源体系改革作为重点投资替代将难以扭转中国的资本流动性过剩,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也早晚会影响国际经济的运行。考虑到物价因素,中国十一五计划(2006—2010)若实现革命性的大规模能源体系改造约需6-9万亿人民币,约为中国2006年进出口总额的一半水平,它将改变中国出口至全球各地包括美国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体系,减少中美间的贸易赤字。在人民币实行贬值的情况下,也将促使隐蔽在经常项目下的投机美元调整在中国股市、楼市的全面布局和外流方向,中国将构造以产业经济为核心的直接投资体系,从而体现中美贸易比较真实的平衡价值。为了应对国际能源体系的转型,在保证支付性、流通性和安全性的条件下,中国的外汇盈余和部分外汇储备的20—30%应加速增持大宗商品和油气产业投资,约束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状态,改变美元贬值可能造成的过万亿的人民币的汇率损失,从而将中国能源体系改革的部分代价和部分成本转移到国际货币体系之内,实现中国能源的现代化并改变全球的大气环境和社会责任体系。

  中国的能源独立战略将是实施广场协定建立干预制美元本位制以来重大的国际经济事件,它将造成压力促使国际虚拟经济应在接近传统的实体经济边缘活动,并从提高油气贵金属价格冲击影响实体经济转型为在品种上制造机会、在区域上扩大交易,以此促进这种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倘然过高的偏离实体经济,将促使中国实施能源独立和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两大政策,由此也将造成美国更为紧缩的解决信用经济的压力;从而推动石油美元,国际基金的做空选择,成为美国继房市调整后的新的调整目标,局部、区域或整体引爆第四次全球能源和第一次大宗商品的期货危机,并进行全球金融利益的重新分配。它也是对付俄罗斯等产油国能源价格上涨的有效反应,日本、东南亚、俄罗斯、拉美、中东、香港、美国都可能成为作空目标,房地产、电子、石油、运输业都可能被择选。面对新能源使用的到来,以商业机构操刀国际能源和大宗商品的改革具有产品利益民主化和全球分工合理化的内在需求。

  二、以气体能源为中心跨越式创造中国能源的新体系

  自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经济体系使用的能源经历了以煤为主、以石油为主、以油气并重的三个时期。BP等国际能源机构前瞻认为:人类将在2020—2030年进入以天然气为主的时代。迄今为止气体能源主要包括一次能源的常规天然气;非常规的煤层气、深层气、天然气水合物等;由一次能源经过加工转换以后得到的二次能源产品,例如:沼气、蒸汽、煤气、氢气等等。常规天然气正进入成熟使用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的煤层气已进入规模化工业使用阶段;天然气水合物正在成为各发达国家竞相研究的重点能源。气体能源的全面使用将造就新的大国崛起,也将影响各国的生存方式,选择好的能源方式也就是选择好的民族生存空间,开发新的能源技术也就是促进一个民族提高新的生存能力。中国正面临选择未来20—30年内的不同模式的历史转折点,其一,转型为煤油气并重的能源结构;其二:建立以气体能源为第一能源的气、油、煤并重的能源体系,实现世界上最大的煤能源体系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中国能源现代化的最理想道路和最小的改革代价,其实质就是使世界上传统落后的最大能源体系一步转型为全球最先进的气体能源结构。

  2006年中国的天然气产量将超过600亿立方米,但是以此等产量推动天然气作为中国的第一能源还有巨大差距。中国不能说是一个少气的国家,中国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为2.6万亿立方米,预计可采储量7—10亿立方米,目前主要分布在西部盆地区和中国海域,由于勘探投入少海洋天然气的勘探还有特大潜力。但是中国的煤层气资源丰富,各种统计口径还未认识到新兴的煤层气产业的有效潜力,未将其纳入中国的天然气资源总量,中国埋深2000米以浅的煤层气地质资源总量为36万亿立方米,其中可采储量10万亿立方米。从天然气的可采储量判断:中国已经具备了依托海陆气体能源的独立供给实现以气体能源为中国第一能源的资源基础和转型条件。中国天然气发展的重要障碍是中国勘探开采天然气的能力不足;全国性的天然气管网建设不够;天然气的定价机制存在问题;天然气产业的专业技术水平和管理团队还需要全面提高。

  煤气层:化灾为宝的高效清洁能源,理应成为中国动力能源的重要支撑

  煤层气又称煤层瓦斯、煤层甲烷,它是成煤过程中经过生物化学热解作用以吸附或游离状态赋存于煤层及固岩的自储式天然气体,属于非常规天然气,它是优质的化工和能源原料。中国的煤层气埋深2000米以浅煤层气的地质资源为36万亿立方米,相当于近500吨煤当量,350亿吨油当量,与中国陆上已发现的天然气资源相当,它是与海上天然气,陆上天然气并列的天然气资源品种。根据国际能源组织(IEA)估计,全球煤层气的资源总量约为260万亿立方米,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俄国、加拿大、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煤层气具有勘探费用低,生产成本不高,开发周期长的开采优势。美国黑勇士盆地一个气田勘探仅投入1000万美元,却获得了10亿美元的气储量,目前中国煤层气的开采成本不到0.5元/m3,煤层气应该成为中国理想 的战略能源。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以地面钻井开采煤层气,截止到2005年仅投入20多亿元开发。2006年国家发改委制定了中国《煤层气“十一五”规划》, 2006年6月中国政府又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加制性“先采气,后采煤”的措施;该决定特别强调了 “达到规定标准的煤层气可优先并入天然气管网及城市供气管网”。目前中国煤层气利用规模非常小,利用约10亿立方米,初步实现商业化运营,彻底扭转中国煤层气的使用问题,既需要政府支持,更需要市场经营主体的开拓突破,尤应注意以下问题:

  其一:应调整煤层气的专营权机制:1996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并批复该公司拥有对外合作进行煤层气勘探开发的专营权,该公司目前由中石油和中煤集团合资拥有。2006年底国务院拟进一步批准中石油、中石化获得煤层气对外合作专营权,即使如此中国开发煤层气的商业力量仍然单薄。贵州已挑战了此项制度,2006年刚与德国公司协议开采煤层气。为此中国需要制定进一步开放的市场体制,支持具有财政能力、拥有专业技术和管理技能的内外资企业全面地竞争地开发煤层气产业。

  其二:煤层气销售:煤层气的输送有两种形式,管道输送和液态罐送,前者是国际上的主要业态,煤层气急需扶持的关键问题是应鼓励燃气公司有利可图的大规模购买煤层气和建立全国管网,消费量越大中国煤层气产业越有希望。

  中国已经具备了以气体能源高速快捷改造发电体系的领先能力

  中国已经成为电力强国,1978年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为58004万千瓦,2004年达到了4.4亿千瓦,2005年突破了5亿千瓦,2006年底即超过了6亿千瓦。也即2006年一年新增的装机容量即超过了1978年的全国水平,相当于目前英国本土的发电量,中国已经拥有了高速快捷改造发电体系的世界级水平和全球领先的能力,近十年来世界上实施超大规模电力体系改造和建设的国家唯有中国。在确立气体能源为第一能源的国策后中国完全有足够的市场容量和工业能力实现气体能源的高效整体的应用,并构成世界上最大的气体能源市场。

  有鉴于中国地域广大,产气地与消费区距离遥远,分散化的天然气利用和局部实验难以取得超大规模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的拓展,极有必要通过确立气体能源为第一能源的总体政策的转变,才能彻底改变中国天然气产业的困局。中国每立方米的煤层气不到1元人民币,几乎是全球最低价的非常规天然气,也是最富资源的储备国,以此改造中国的能源体系的转型,既是跨越式发展能源的基础,也是中国经济体系成本效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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