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医改真能解决看病贵吗

    专访“惠民行动”发起人刘群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许浩 报道

　　在1月8日召开的2007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医改要建立四项基本制度：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进行公立医疗改革。

　　被称为“新医改方案”的这一计划，一经推出便引起了争议，除了专家、业内人士对其可行性的质疑，劳动保障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也相继被卷入舆论漩涡。

　　而就在各方为新医改方案进行激烈争议的时候，一套民间版医改方案—“惠民中国医疗行动”(下称“惠民行动”)却在重庆市悄悄进行着。

　　近年来，各地对医改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为主导的“宿迁医改革模式”，及以政府主导型的上海“松江模式”和云南“宣威模式”都曾经引发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与以往政府主导的由上而下的医改模式不同，“惠民行动”是一场由行业主导的民间“革新”，它试图对于现有的药品流通模式和医疗服务资源进行一次重新的整合。

　　“惠民行动”的赢利模式：“1122分享法则”

　　1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6第二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际高峰论坛”上，重庆长龙集团董事长(下称“长龙集团”)刘群入选2006年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十大杰出企业家”。

　　刘群的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去年在重庆发起的“惠民行动”。

　　2006年3月1日，长龙集团联合全国1000余家制药厂及流通企业、重庆多家医院、太平洋保险公司共同构建的“惠民中国医疗行动”联盟正式成立实施，并选择位于重庆万州的三峡中心医院开始“试航”。

　　“惠民行动”推出后被媒体称为“民间版医改方案”，其最大的特点是用“药费反向直补”的模式，通过调整利益分配来直接降低群众的医疗费用。

　　“‘惠民行动’是互助式、开放性、管理式的医疗福利制度，它通过构建独立的药品供应体系，规范的医疗服务体系，开放的医疗保障制度来建立一个由民间管理、按市场运行的、能让民众充分享受健康的医疗保障补充体系，与政府医疗保障制度的相互融合，彻底解决困扰老百姓多年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刘群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惠民行动”的具体操作模式是，无论有无医保，只要花20元购买一张会员卡即可成为惠民行动的会员。会员在定点医院就诊后，凭相关手续到设在定点医院的惠民医疗服务中心可以获得药费总额13.6%比例的现金报销。比如会员在医院的药品支付费用为100元，凭看病的药费发票，可以直接到联盟设在医院的办事处获得现金13.6元。

　　“这13.6%的直补现金体现出了‘惠民行动’特有的经营方式，我是把以前给医生、医药代表和用于医药招投标环节中的费用拿出来还给了患者。”刘群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除此之外，会员还可以直接享受医院检验检查费用10%的优惠，以及保险公司提供的1万—7万元不等的意外医疗住院费用报销。

　　患者获得了让利。但如此一来，作为经营者的长龙集团及其团队又是否能赢利呢？

　　“我们的赢利模式为‘1122分享法则’。”据刘群介绍，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机制让长龙集团作为主配送企业可获取5-10%利益，利润很薄但效益可观，其具体内容为：一是严格测算制药厂家成本，通过开放、限价的采购平台，与厂家建立友好合作的供应关系，将厂家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第二是减少流通环节，把商业运行费用和利润控制在10%以内；三是给医院留存20%的费用和利润比例，确保医院正常运转；四是直补人民群众20%(包括税收)，让群众得到实惠。

　　如何避免医生开“大处方”

　　但作为长期生存在“潜规则”之中的刘群，本应是“既有秩序”的维护者，又是什么让他产生了“革新”的念头？

　　“我推出‘惠民行动’，其实是既有公心又有私心。” 刘群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所谓私心是，由于把现在医疗费用高的原因归咎于高药价，全部推给了医药企业，医疗企业的生存现状十分艰难，作为一个多年从事医药企业的局中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我要改变这种现状；所谓公心是，现在医疗费用不断上涨，持续走高，民众就医越来越贵越来越难，同时，国家的财政压力也很大，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出身的企业家，我觉得有责任来改变这个现状，帮助国家分忧，为民众降低医疗费用。”

　　为此，刘群提出了“医疗费用虚高理论”，并判断出“看病贵、看病难”是不规范的医疗行为带来的。“比如，现在医生为了拿回扣，肆意给患者开大处方，做不必要的大检查，最终不但使医疗费用虚高，还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并且造成药物滥用的危害。”

　　“‘惠民行动’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据刘群介绍，为避免医生开大处方，“惠民行动”中规定，医生在处方里只能写药品的化学名称而不能写商品名，比如“皮炎平”只能写成“地塞米松软膏”，“地塞米松软膏”这一化学名称的药品由多家药企提供，电脑会自动选择品牌。

　　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一办法确实达到了目的。据加入“惠民行动”的南川人民医院院长李剑平介绍，2006年与2005年相比，药品收入占医院收入的比例由48%降到了33%。

　　据刘群介绍，截至2006年12月底，“惠民行动”已经有7家医院和1900家医药企业加入，拥有6.9万名会员，覆盖了重庆市的四个区的近500万人口；为会员提供了医疗费用补贴220万元以及特别救助33万元，为民众降低了医疗费用支出约2000万元。

　　但是，作为“惠民行动”发起者的长龙集团到目前为止却还没有得到实惠。“现在‘惠民行动’还处于起步阶段。”刘群解释说，去年长龙集团投入了1000万元，今年准备再投入1000万元。

　　“‘惠民行动’得到了广大患者、医院、药企的支持，是一件惠及民众、为政府解忧的好事。只要合作医院的病员增长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最后通过巨量的会员就诊而获得利润。” 刘群对前景表示乐观，他表示，目前很多外省市的医院对“惠民行动”很感兴趣，有的来重庆调研，有的还申请加盟。

　　“我预计在两年内加盟‘惠民行动’的医疗机构将覆盖全国大部分城市，加入联盟的民众将超过2亿人。”刘群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如何兼顾病人、医院及医生各方利益

　　这套看上去对患者近乎完美的模式，自身证面临多种风险，它的前途依旧未卜。

　　首先，政府支持与否很重要。“惠民行动”兴起于企业、民间，虽然实行的是市场化操作，但没有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和支持，难有作为。

　　到目前为止，政府对“惠民行动”还没有明确表过态。此前，重庆市医疗改革办公室官员龚懿曾对媒体表示：政府对“惠民行动”很关注，希望“惠民行动”能真正落到实处。除此之外，政府方面没有发表任何评价。

　　“‘惠民行动’涉及到医疗体制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的重大问题，政府在这个问题持审慎态度，我是理解的。我认为现在政府的不表态也是一种形式的支持。”刘群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其次，有专家认为“惠民行动”或多或少地带有公共产品色彩，同在政府主导下的医改模式存在着重叠现象。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职责，是民间机构无法取代的。

　　“重叠有什么不好呢？在医疗服务这个问题上，如果民间机构能够做好，就不要政府再花纳税人的钱来做了，这不是件好事吗？如果一个民间机构都能把政府管的事情做好，那就证明了政府在这个领域没有干预的必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刘国恩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真正让刘国恩担心的倒是‘惠民行动’在进一步发展中的可持续性问题。他表示，“惠民行动”的基本理念类似于美国的HMO医疗模式(健康维护组织)，但“惠民行动”专业化、组织化程度太低。

　　“‘惠民行动’现在只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在其规模扩大后，会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它的资金管理问题，在美国的HMO其资金是按基金等金融产品的管理模式来运作的。以‘惠民行动’目前的组织形式是无法做到的。”刘国恩认为。

　　另外，医生收入问题也至关重要。“在这个行动中，医生个人收入明显降低，医院收入补贴医生极其有限，影响了部分医生的积极性，而长龙集团作为企业，假如去补贴医生，既非其责，也难以持久，而且面临‘商业贿赂’的质疑。在政府没有真正承担起保障公立医院医生收入的责任之前，‘惠民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是难以有所作为的。”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艺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刘群表示，目前他们和院方设计了一套方案，按处方次数和按病种支付劳务费用。对医生提供一定数额的补贴，增加医生的劳务收入，以此来保证医生的积极性。

　　“我提供的补贴不属于‘商业贿赂’，进行商业贿赂的目的是让医生多开药提高医药费从中牟利，我提供补贴是对医疗服务收入机制进行转换的尝试，是为了降低医疗费用，你见过这样的商业贿赂吗？”刘群说。

　　观点

　　“民间医改”能走多远？

　　主持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许浩

　　嘉宾：

　　刘国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

　　朱艺 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惠民中国医疗行动”研究》课题主研人员

　　张意龙 重庆医药行业协会会长

　　李剑平 重庆市南川人民医院院长

　　《中国经济周刊》：近期，我国出现了很多各具特色的医药产业改制方式，比如以产权改革为核心、市场化为主导的“宿迁模式”，政府主导型的上海“松江模式”和云南“宣威模式”和行业主导的“惠民行动”。你认为这些改制方式有什么样的共同点？他们有哪些积极的意义？

　　朱艺：其他地区的医改模式，我们没做实地调查和深入的研究，不便评论。但“惠民行动”与其他地区的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属于对医改的有益探索，是在政府各种医改措施长期以来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民间和地方的必然反应。

　　“医疗改革”应该是政府的职能和责任，但却不应该是政府的“专利”或“专权”。当然，局部的探索无法代替国家从全局出发的整体改革措施，而且国家应在公共医疗服务上不断增加投入，这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民间医改无法替代的。但没有来自民间、基层和地方、局部的丰富资讯与实践经验，医改这项综合性极强的整体改革，其有效性将是值得怀疑的。

　　张意龙：来自基层民间的“惠民行动”当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医改，但它确实是对医改的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触及了医改的几个方面，总体来说与医疗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不矛盾的。

　　刘国恩：“惠民行动”只是对医疗体制的局部进行了某些改革，不是对整个医疗体制进行改革，而其他的医改则对医疗体制进行了本质性的改变。

　　“惠民行动”同国家层面的医疗体制改革还是不同的，因为现在医改涉及到的几个方面是它无法做到的，比如：对于公共医疗的投资问题，对于医疗服务资源的纵向配置问题，为低收入者提供医疗补贴等是民间机构难以独立完成的。

　　李剑平：江苏、上海、云南模式的兴起体现的是当地政府对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的态度和决心，都表现为政府主导，积极推动。据我了解，“惠民行动”与上述模式比较，带给百姓的实惠更多，在行动开展地区的影响也很深远。新的医改政策还没有出台，“惠民行动”与医改存在什么样的本质区别还不便于评论，但就目前的现状来说，“惠民行动”建立的实际上是一种对药品流通、医疗服务行为同时实施管理的机制，是对医改的有效补充或探索。

　　《中国经济周刊》：为何目前类似“惠民行动”这种民间版的改制多发生在医药流通环节？

　　朱艺：因为虽然医生的大处方，就其性质主要由于医疗服务管理问题造成，但其与药品推销手段也是密不可分的。药品流通领域的问题不解决，医改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流通中的问题不仅与药品生产流通体制，还与医疗卫生体制、医疗保险体制、政府投入和管理体制等各个方面密切相关。因此，仅仅着手流通领域也不可能解决问题。

　　刘国恩：作为民间资本，目前只有在这个环节发挥的作用比较大。但整个医疗体制改革中有三大部分，分别是：如何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卫生服务筹措问题，如何更有效的组织医疗服务，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支付医疗服务。“惠民行动”涉及的主要是底端医疗服务的流通环节问题，其他方面的提高，没有政府和社会其他机构的总体配合将无法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在政府主导型的医改模式下，像“惠民行动”这样的民间版医改，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体现什么价值？

　　张意龙：我认为“惠民行动”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它的“反向直补”机制可以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直接感受到它的惠民好处，因此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二是有利于规范医疗行为和合理用药，为探索医药分开提供了启示；三是相对于招标采购而言，它直接涉及和触动了医疗服务和药品流通两个环节，并在一定意义上补充了医疗保险，也就是说它触及了医疗体制的三项联动改革。

　　朱艺：“民间医改”具有显著的民间创新价值。该行动是由民营企业发起、组织和操作的，完全是民间性质的，其全新的运作模式对传统的药品流通领域的冲击是巨大的，对附着其上的灰色利益生态链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其模式的多方共赢特点，也有利于促进产、销、医、患的利益生态平衡，其创新性显而易见。

　　李剑平：“惠民行动”是通过市场机制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减轻了政府的负担和公共财政的压力，对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建立医药卫生事业的新体制是有现实意义的。

　　刘国恩：我认为，这类民间改制最大的价值是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重要讯息：医疗服务资源在真正透明、公平、有序的机制规范下，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资源配置会更有效，市场机制通过管理下的有序竞争，可以更好地提高卫生服务提供的组织效率，从而减轻民众负担。